专访“艺术北京”总监董梦阳：诚实面对市场，才是艺博会的使命

董梦阳

典藏（以下简称“典”）：在你2006年刚创办“艺术北京”的时候，你是国内探索当代艺术博览会的先行者之一。到了2018年，国内的艺博会越来越多。从最初到现在，你对艺博会以及它的市场机制的认识是否有明显的变化？

董梦阳（以下简称“董”）：最初，我做艺博会就是想跟国际接轨，以此推动中国的当代艺术。经过12年的时间，我反而想“往回走”了。因为我意识到，我们非但没办法接轨，也没必要接轨。我们始终是在中国这个市场里谋求发展，每个国家的发展也好，现状也罢，它们的进程都是不同的。就算是做同样的事情，也未必会有同样的效果。在中国，当代艺术还是太小众了。

前两天，京东艺术品频道上线，我去和他们签约合作。这件事给了我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艺术圈好像就只有那么几个VIP在维护着，我们没办法让他彻底普及、做大。同时，因为没有群众基础，当代艺术就好像空中楼阁一样没有依托，所以我才会想要“往回走”：一个就是不再意味追求和国际接轨，而是注重立足中国本土；另一个就是做大众市场。

2017艺术北京展厅现场

典：“艺术北京”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见证者。这十几年，从参展画廊代理的艺术家类型、作品类型以及销售情况来看，你觉得最大的市场变化是什么？

董：实事求是地讲，我认为十几年前的艺术市场更准确地说应该叫艺术品金融市场。很多人都在把艺术品当金融产品来炒作，没有更多地关注艺术本身的事情，所以“往回走”对我来说，也是想回到艺术本身，这是我很真实的想法。坦白说，这种金融化的市场也让我迷惘过。艺术能被金融，艺术家创作的同质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大家今年买了一件作品是为了明年再送去拍卖掉。我会经常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我们的艺术品市场吗？随着这几年，我们看到了有更多的大众购票来参观“艺术北京”，购买作品的目的更多是挂在家里欣赏，我才看到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希望。这种变化让我感受到“艺术北京”已经走在正道上了，那我们就慢慢来吧。当然，我并不反对艺术金融，只是觉得这其中有一个主次的问题。一旦艺术和金融本末倒置，整个艺术市场就很难良性发展了。

典：这种“往回走”的想法更多的是基于目前的市场现状做调整，那你如何看待目前的艺术市场呢？

董：虽然最近几年艺博会越来越多，但是放眼望去，全中国也就百来家左右的画廊。没有增量，大家都是在存量市场里抢为数不多的资源。更何况，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和喜爱当代艺术呢？我觉得依然是凤毛麟角。到今天，当代艺术越来越像是小众圈子的游戏。我觉得是时候跳出来仔细想想，我们应该做哪些更务实的事情。一方面借鉴国外的操作，来推动本土艺术市场的成长；另一方面是要触碰到导致目前这种现状的本质，在我看来也就是艺术教育的问题。

典：所以，你是希望把艺博会视为一种通过购买艺术品来实现大众艺术教育的商业模式？

董：中国在很多硬件上完全可以迅速地和国际接轨，但是像教育这种软件是很难在短期内接轨的。我们可以用30年的时间来完成欧洲用了200年才实现的财富积累，但我们的艺术教育还是严重滞后于国际。对于我们来说，如何诚实地直面这个问题，并且务实地想办法去弥补它，这才是当务之急。艺术教育首先是一个大众化普及的过程。京东也好、阿里也罢，他们都是分享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就比如，京东说他们有2.9亿的用户，这超过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口数。反观当代艺术，全国有290位专业藏家吗？想必都没有！我并不反对那些顶尖的当代艺术，而是说目前中国在艺术受众层面还没有基础力量，对于当代艺术的发展很难做到前赴后继。举例来说吧，艺术当然也需要齐白石、徐悲鸿这类大师的作品，但是绝大多数普通人都是在茶杯和暖水壶上第一次接触到他们的绘画。严格来说，这就是当年的艺术衍生品。即便当年没有办法收藏大师的名作，但至少接触到了他们，也许就能在今天有了能力以后去收藏他们的其他作品。这样可以给艺术市场增加群众基础，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对于任何商业都是一样，一味地维护小众，不去努力形成大市场，就无法获得很好的发展。

典：也就是说，对于现在的你而言，即便做着相同的事情，也开始寻求相应的改变？

2017艺术北京论坛现场嘉宾合影

董：大众普及、艺术教育和商业推广是艺术市场“接地气”的做法。在此基础上，对我个人来说势必会面临一定程度的转变，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是作为策展人或者艺术活动的主办者而出现，现在更像是当代艺术的服务者。我也很乐于承担这种比较朴素的角色。最近接受采访也多，媒体总会问我一些关于“艺术北京”和其他艺博会进行比较的话题。我是觉得真的没必要去比较了，因为没有可比性。国内和其他地方艺博会的发展基础不同，就好比“香港巴塞尔”，那是一个国际市场，而我们立足本土。我当然也会学习、借鉴他们好的并且也适用于我们的经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4亿人口基础的地方去把艺术市场做大。

典：你经历过当代艺术收藏的井喷期，也正面临着它回归理性。这种现状对于艺博会而言是好是坏？你会因此而对“艺术北京”进行什么调整？

董：近五年来，我见到太多的唱衰艺术市场的论调，但是，这种唱衰其实更多的是指二级市场，所有的数据都是从拍卖出来的；像画廊这类一级市场的销售情况是很难被统计的，但恰恰是一级市场的繁荣才是更真实的，也是真正的社会进步。从“艺术北京”这个当代艺术的晴雨表上看，其实艺术消费是每年都在增长的。当然，现在参加博览会的画廊也可能会抱怨，那些大的和贵的画卖不动了。殊不知，这不是现在的市场不好，而是以前的市场不正常。现在变得正常了，大家反而觉得这种正常是“不正常”了。有一句老话叫“少年得志，人生一大悲哀”。在中国画廊业处于少年时代的时候，它们太得志了，只要把画挂上展墙就能全卖掉，都不用去销售和服务，就已经被顾客一抢而空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艺术教育更好了，大家也回归理性了。不管是艺博会，还是画廊，也都要做出调整，就是要意识到服务藏家比卖掉作品更重要。通过更好的服务去惠及藏家，只有这样才能在跟藏家的关系上建立更强的黏合度。这才是保障长期发展的态度。

2017艺术北京公共艺术区作品

典：不管市场情况如何，至少在画廊看来，这都是你作为主办方要去解决的难题。

董：作为主办方，我必须要直面这种压力，甚至是诟病。与此同时，我也是很自信的。假如我真的是一个门外汉，那就别人说什么好，我就迎合着做什么，但我不是，我真的受过艺术教育。这绝对不是我对着媒体“大放厥词”。我的内心告诉我，哪怕不能成为知识的捍卫者，起码也不能成为伪知识的拥趸。没有必要一味迎合市场，很多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也在想，是不是国际化，是不是顶尖的，这些问题说实话在我内心没有那么明显。做好符合自身情况的事情，做好对藏家和画廊的服务，诚实地去面对这些，多做一些诚实的事，才是艺博会的使命。

典：记得两年前，你在接受媒体的时候，就已经谈到希望“艺术北京”能在运营上进行改革。针对现在的艺术市场和收藏环境，你具体的改革措施是什么？

董：包括现在我们和京东合作，这在以前看来也是不太可能的事。通过这种性质的合作，才能普及艺术教育，把艺术市场做大，让当代艺术不再只是几个一线城市的少数藏家的游戏。可能很多人会因为我们想要促进艺术普及，就认为“艺术北京”做得不够国际化，但我看到的情况是，在偌大的中国，我们把艺术都做得太顶尖，也太小了。我不认为艺术的不同形式之间具有高低之差，我只认可在某一个形式内可能存在着好坏之别。不能说高雅音乐就高级，流行音乐就低级。怎么才算是在某种特定形式里的好呢，这又是一个标准问题。古典的、现代的，或是当代的，艺术各有各的好。现在都提文化自信，它的反面就是文化自卑。自卑就是不诚实，别人说好的，也跟风觉得好。有了认知，才会有判断。而我们恰恰最缺乏的就是认知。不能在人们缺乏认知的前提下，利用他们对于艺术的崇敬，去忽悠他们吧？

典：今年的“艺术北京”在功能版块上还是延续此前的方式？在运营上的重心是什么？是否对艺博会能够在目前的市场上具备竞争力的信心？

董：今年还会延续“当代馆”“经典馆”“设计馆”和公共区域的ART PARK艺术区这几个版块。坚持自身的特色，这是我的底线。上限可以是无限的，但底线一定要守住。我也接受了很多人的批评意见，过去我们对于参展画廊的审核都不够严格。那么多画廊，各有各的不同情况，如何保证它们在水准上的整齐度是今年的工作重心。我希望“艺术北京”能够具有整体效应，即便没有大画廊，这种整体性也能使我们成为高水平的艺博会。不管是巴塞尔博览会、斐列兹博览会，这些欧美的大型博览会也是这50年来的才有的，它们各领风骚十几年。只要我们坚守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还是会迎来更好的局面。至于“艺术北京”的竞争力的问题，我想现在的困难并不是艺博会之间的竞争，而是画廊业自身的调整和市场需求度的降低，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对“艺术北京”比较有自信的。

采访、整理｜刘旭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