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训诂与六书
在本书中，我们曾指出中国古代神话演变的一般规则，是音、义递变的规律。为了解释古代神话音、义相变的各种复杂现象，就不能不运用训诂学的方法。
所谓训诂学，其实就是汉语独特的语音学和语义学体系。对于训诂一词前人曾作出各种解释。但简单地说，训就是训治、整理。诂就是古言、古义。探索、整理古代语言意义的学术就是训诂学。而理解古人所说的“六书”，又是掌握训诂学的基本一步。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过去一直存在着一些混乱。
“六书”一词，始见于《周礼·保氏》。而六书的细目，始见于刘歆《七略》。刘歆认为，六书是：(1)象形，(2)象事，(3)象意，(4)象声，(5)转注，(6)假借。他认为此六者为古人造字的基本方法。
东汉大文字学家许慎修订了刘歆的说法，认为六书是：
“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说文解字·叙》）
许慎也认为，六书是古人构造汉字系统的六项基本规则。
但是在这里，许慎和刘歆一样，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在讨论传自古代的“六书”时，都没有意识到在六书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结构：(1)造字的方法，（2）用字的方法。因此将二者混为一谈了。
实际上，在上述“六书”中，前四书与后二书的功能是不同的。试作分析如下：
(1)象形——即以摹写物象外形的方式，创制一个表达词语的符号；所以象形其实就是绘画。
(2)指事——即在已有的象形符号上，强调某一特征，使之成为一个表示新意义的记号。
(3)会意——即把几个有关的象形符号组合为一个新记号。
(4)形声——借用一个原有符号的读音，添加一个象形符号作为偏旁，从而组合为一个新记号。
这四种方法，乃是古人构造汉字系统的操作规则。不难看出，它们实际上都是建立在象形符号的基础上的。而转注和假借则不同。它们都不会产生新的符号，所以并不是构造汉字的方法，而是汉字的两种使用方法。所谓转注，就是在已有的一个旧符号内，注入某种新的义项。许慎解释“转注”说：“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按，“考”本义是“考”杖，即靠杖而立，字形如下图，象一个毛人（老人）倚杖而立的样子。引申义可以得出人衰老了。所以，“考”字可用来标示老。朱骏声说“转注”即“体不改造，引意相受”。考、老本来是同一个符号。其初始意义是“考”——即靠。而后来不改变符号直接注入了“老”的意义（老的符号是在后来才出现的），这就叫转注。换句话说，如果已有某字A，其本义是A；而A有一个与其相关连的语义a；那么就可以不造新字，而用A作a的表意符号。这种用字方法．就是所谓转注。（由此可见，转注实际上也是一种假借。但它与下面所讲的假借之不同在于，转注是假借一个旧符号表达一种新的意项。而假借则是借一个同音的符号来表示一种读音。）所谓假借，以今天的观点看，其实就是写别字。从许多古文献看，古代写书人掌握的字汇往往不够多，所以不得不大量地借用同音字或近音字。
甲骨文中的“老”字与“考”字
由于这种用字在古人中曾作为一条通行的规则，所以古人并不把写别字看作写错字。归纳起来，古人需要写假借字的情况大体有三种：
(1)根本没有本字，不得不用同音或近音字作假借。
(2)本字晚出，写书时尚无。所以写书人不得不写同音或近音字作假借。
(3)原有本字，但仍写同音或近音字为假借。（在古籍中，以最后一种情况为最多。）
归纳古代文献中运用假借的规则，基本上有如下四项：
(1)同音字可相借。
(2)双声（声母相同）字可相借。
(3)叠韵（韵母相同）字可相借。
(4)合音字（两音可拼为一字，或一音可拆开为二字）可相借。
双声、叠韵字之所以可以作假借字，是因为读音相近。而合音字之所以可以作为假借字，是因为它们的快速读（即反切）可以拼成一个同音字。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说：文字“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清代另一位文字语言学家王引之则指出：“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现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词。……由声同声近者，以意逆之而得其本字。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也，然亦有改之不尽者。迄今考之文义，参之古音，犹得更而正之。”这种审辩文字的形、声、义及其相互关系，循音探义，因文求义，以古音求古义，打破借字追索本义的训诂方法，正是本书中用以考释中国古典神话系统的一项重要操作方法。
（原载《诸神的起源》，何新著，三联书店，1986年版。编校：黄世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