涧上高风 傲雪老梅——论清初徐枋的遗民情结与书法观念

摘要:徐枋(一六二二——一六九四)生活在时移世变的时代,他一生遁迹不出,不与统治者合作,有着强烈的故国情怀,为明清之际遗民书画家的代表人物。本文首先从徐枋的诗文、题画、书法等诸多层面探析其深厚的遗民情结,继而讨论遗民思想与书法之关系等相关问题,希冀在其仅见的书论中提挈其独到的书法观念与见解,彰显“遗民”这…

徐枋(一六二二——一六九四)生活在时移世变的时代,他一生遁迹不出,不与统治者合作,有着强烈的故国情怀,为明清之际遗民书画家的代表人物。本文首先从徐枋的诗文、题画、书法等诸多层面探析其深厚的遗民情结,继而讨论遗民思想与书法之关系等相关问题,希冀在其仅见的书论中提挈其独到的书法观念与见解,彰显“遗民”这一特殊身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价值。

清徐枋像


徐枋,字昭法,号俟斋,又号秦馀山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举人。殉节官员徐汧之子。其父徐汧曾任官于明,明亡后殉国,临终时对他留有遗言:“我不可以不死,汝为农夫以没世可耳。”徐枋遵父遗命,不仕异族,选择山野之林作为隐逸之所,自名“涧山草堂”。他痛遭家国之变,时年二十四,自言:“死志未遂,苟存于时,于是束身土室,与世诀绝。”而后四十年中,他“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户庭”,凡与之交游往复多为遗民素友,有沈寿民(一六〇七——一六七五)、朱用纯(一六二七——一六九八)、杨无咎(一六三四——一七一二或一六三六——一七二四)、姜实节(一六四七——一七〇九)、戴易(一六二一——一七〇二)、魏禧(一六二四——一六八〇)及弟子潘耒(一六四六——一七〇八)、南岳僧洪储诸人而已。其忠孝的道德情感和坚贞的民族气节为后世所称颂,与宣城沈寿民、嘉兴巢鸣盛并称“海内三遗民”;与徐州万年少、平湖李确齐誉为“明季三孝廉”;与吴县杨无咎、昆山朱柏庐合称“吴中三高士”。


清 徐枋 寿言诗 58cm×134.5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徐枋其人“淡荡襟怀,萧闲性情。不忮不求,天真独任。山水缘深,穷幽搜胜。记游以诗,载歌载咏。立说著书,黜邪崇正。爱酒伯论,诙谐曼倩。古貌古心,月明冰映”。他一生背负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思想上充斥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其高风亮节,享誉后世。清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曾为其祠堂题写“高风清节”,清梁同书(一七二三——一八一五)则为其题写“涧上高风”。清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在《静志居诗话》中云:“孝廉高韬者,吴越居多,始终裹足不入城者,吾郡李潜夫、巢端明及吴中徐昭法,此外不概见。昭法殁最后,故名尤重。”罗振玉(一八六六——一九四〇)辑《徐俟斋先生年谱·序》中云:“明季节义之风,以吴中为最盛,而志弥珍,遇弥苦,学弥醇,予所尤景仰者,莫如徐俟斋、顾亭林两先生。”徐枋一生的遭遇世之罕见,闻者无不唏嘘,“至先生身世遭遇之奇穷,饥寒之凛凓,人事之舛迕,骨肉之崎岖,无所不臻其极,诚如先生所自述,彼苍之所以厄之者亦至矣。而先生处之泰然,先后数十年,下挫不辱,其行谊可感天地而泣鬼神,盖自生民以来,遇之穷,节之苦,诚未有过于先生者也”。贫病凄寒的生活并未剥蚀其心志,余生之中“未尝有豪厘之移,未尝有须臾之间”。也因此,后人的视线往往聚焦于他的遗民气节,所发之论多为由衷的感佩,亦有同情。明清易代已成定局,时势已不可挽回,而徐枋怀着末世遗民家国破灭的悲寂与苦闷仍然进行微弱的抵抗,期间抗争的情绪终将通过诗文、书画得以宣泄。徐枋诗文出入韩、柳间,亦善书,长于行草,书法孙过庭与王羲之《十七帖》,瘦硬入神。其山水师董、巨、荆、关,亦宗倪、黄,俱为世所重。


清 徐枋 兰白华颂卷 局部之一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目前学界对于徐枋的研究主要侧重其遗民气节以及诗文、绘画方面所流露出的遗民思想,对于其绘画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几篇文章上,而关于书法及书学观的研究几乎为空白的状态。究其原因,一是徐枋诗文、绘画方面的成就高于书法,主要以绘画扬其名;二是徐枋存世的书法作品较少。据笔者统计,目前仅有二十多件作品存世,其中多为草书作品。而针对目前研究之现状,试图对徐枋散见的书学观念进行梳理和总结,期以发现独到的见解。


一 千古高风追泄柳——从徐枋的题画诗及书法作品中看其遗民情结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在这诡谲多变的时代下,徐枋自然受时序所牵,其情感的宣泄或多或少带有时代的印记。他一生以家国为念,以忠孝为怀,诚为一位守志不阿的贞洁遗民。同邑后学陆嵩对其评价颇为精准:“萧然廿载闭柴门,过眼沧桑自变更。千古高风追泄柳,一生心事托候嬴。”


清 徐枋 兰白华颂卷 局部之二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据统计,徐枋《居易堂集》中的诗文要数咏“芝”诗最多,不禁让我们有所疑惑,为何有如此多的咏“芝”诗?在其《题画芝》中可一探究竟。其诗云:“商山紫芝,节比采薇;离骚香草,芳同兰莅,此固幽人贞士之所寄托者也。”他借“芝”自喻,寄“贞士”之骚情,对“芝”有着独特的情感。他认为:“芝草有兰蕙之芳,而又同松柏之后凋;比蓂轶之瑞,而却同醴泉之无源,为可尚也。”基于此,他画“芝”便是画己,且对画“芝”有着强烈的自信,“隐居之暇,好以烟墨传其神采,意亦有所取焉。子瞻,与可之写墨竹,郑所南写墨兰,华光老人、杨补之写墨梅,将毋同乎?徐子墨芝,当位置一席于其间矣”。他又在《题画芝》中云:“隐者采芝以疗饥,神仙饵芝以长生,苟能疗饥,便能长生矣。古来真隐,去仙不远……客笑曰:「画芝者,仙耶,隐耶?」夫十九年无闷山林,不谓之隐不可,而当其含墨吮豪,造化在手,即神仙奚让焉?”徐枋经历世事的幻化,其内心的坚毅早已外化出淡定与从容,在乐观的心态下过着逍遥自在的隐逸生活,即使是神仙也是不能比拟的。他越是表现出如此乐观的精神状态与面貌,越是让人感受到作为遗民的凄苦与酸楚。徐枋还在《题画芝五首》中提及:“吾闻宋遗民,画兰不着土。况复芝无根,自然绝泥滓”,以及“卓尔抱贞姿,幽栖在岩穴”,诗文中透露着他虽身处绝境仍然不改其高风气节。此类带有强烈遗民色彩的题画诗仍有许多,不胜枚举。如《题画即事》中所云:“流水横门隐者家,石梁山径逐溪斜。仙癯自是甘肥遁,尽日松风吹落霞。”又如《题画八首》其二中云:“千春流水渺无津,万树桃花好避秦。高卧此中堪白首,不知人世有红尘。”


唐 颜真卿 祭侄文稿 72.3cm×28.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徐枋常常用行草书抄录咏“芝”的诗文,有行草书《瑞芝诗二首》、草书《咏瑞芝图五律扇面》等作品。谈到其书法,首先想到的是其书法的面貌与特征,而后世对其风格的评价要数彭绍升最为精准。他在《徐俟斋先生手帖跋》中云:“俟斋徐先生书瘦硬通神,如傲雪老梅,屈折萧疏,生意自足。”锺弘年在赏析徐枋《咏瑞芝图五律扇面》中所言:“彭绍升譽先生书为傲雪老梅,但此语用来形容本书恐非中肯,如以「清风丹桂」则正足以发其风采。”基于此,“清风丹桂”虽有对风格理解之精义,然并未结合其人之“风骨”而论,其实“瘦硬通神”本就是徐枋书法的审美追求;“傲雪老梅”不单是指风格层面,更有人格象征之意义;“屈折”表达的不仅是笔画,更表现了其一生“屈折”的经历。因此,笔者认为彭绍升的解读更为立体和饱满。徐枋书法用笔含蓄,不激不厉,其中使转颇多,提、按、顿、挫不够明显,有些钩挑带有隶意。其用笔速度迟缓,甚至带有轻微颤抖,点画圆浑苍劲,不露锋芒,有浑穆圆融之感,字里行间散发出一股幽然清淡之气,其人格的高标弥散于纸面,乃是其人生理想在艺术上的实现。

徐枋曾在《题秋林落木图》中引用昌黎论张旭草书语:“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中,必于草书焉发之。”可见徐枋胸中之不平,必于草书发之,“无不具风人之哀怨,楚骚之离忧”。大抵正是看中草书寄情之功用,将草书发挥到一种“至极”的境地,诚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所叹:“能移人情,乃为书之至极。”也因此,我们寓目到徐枋的书作以及题画书法多为草书,少见有行书或小楷。


清 徐枋 五言诗 48.3cm×206.1cm 上海博物馆藏


徐枋在草书《寿诗》中流露避世隐居如身在桃园之外的景致,并写道:“避地当年曾卜邻,悠然殊境绝风尘。会将北斗开尊酒,共说南星见老人。九畹芝兰欣入室,五湖烟水悉知津。幽栖向尔成斋寓,何必桃源有隐临。”在《题画诗草书》轴中遐想成与神仙同游,过着如烟如梦,何其快哉的遗民生活,其诗曰:“高松稷稷鹤翩翩,芝草离离茁玉田。学得长生喜偕隐,繇来山泽有癯仙。苍筠个个碧琅轩,应共蓝田白玉餐。自是神仙多乐事,入春好梦又徵兰。”在偶尔抄录他人诗文时,也不忘以“他诗”言“已志”,如其《草书寿诗》所写:“得道凡百岁,炼丹唯一身。悠悠孤峰顶,日见三花春。白鹤翠微里,黄精幽涧滨。始知世上客,不及山中人。仙境若在望,朝云如可亲。何繇睹颜色,挥手谢风尘。”在“忽闻丧乱倾家国,痛哭天崩复地拆”的遭遇下,徐枋遗民思想和情结是复杂且矛盾的,有抗争,亦有闲逸;有孤峭,亦有清奇;有激愤,亦有安然。

徐枋谨遵父亲之遗愿,恪守忠孝之义,诠释了遗民真正的形象,维系了世代绵延的民族情怀,是为民族之“脊梁”,在当时极具文化意蕴。他的生活状态与行为方式折射出特定时代中遗民坚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者气节,又可从其诗文、绘画、书法中感受到他不得不借助道家思想平复受伤的心灵、聊以自慰的心境。就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而言,徐枋并非是独特的案列,他个人的遗民情结在诗文书画中的流露实际上是他同时代遗民士人的普遍的心路历程,遗民书画家群体的不幸成为了那一时代艺术发展之大幸。


晋 王羲之 黄庭经


二 偶以书画尚论古人——徐枋散见的书法观念


徐枋在撰写《俟斋文集》凡例十一云:“偶以书画尚论古人,故题跋颇多,要于其中自有独见然后出之。四十年土室,闭门却扫,不惟古人名迹不能多得寓目,即当世贤豪品题书画收藏精鉴者亦不得与把臂细论,则未知吾所见果有当于艺林否也。”从徐枋的自述可以看出,他专门以书画之学所形成的文论并不多见,大多可从其题跋中散见一些文字,而其中画论偏多,书论则更为少见。笔者从诸多款识题跋中爬梳其对书法之理解,剖析其要义,有以下几种言论颇有见地。


清 徐枋 松溪坐钓图  济南市博物馆藏



(一)书艺得以正气而行

徐枋在《书李氏收藏黄孝子画迹后》中云:“玉之连城,珠之炤乘,光怪陆离,其气尝辉然独异,此天下古今之所共传宝也。乃有残碑断碣,片楮尺缣,偶出于荒烟衰草之内,僅存于覆瓿废簏之余,而流传人间,尝与连城照乘者同其珍贵。噫,此固有两间之正气翼之而行,其气反驾出于山辉川媚之上,以不腐于世,而不可以世目之妍媸工拙定其存亡者也。”徐枋认为一些残碑断碣、片楮尺缣因所具“正气”而与连城之玉、炤乘之珠同样受到珍视,甚至可以不朽于世。此中所言的“正气”是自古以来书家所看中的一种人格象征,而“正气”的养成需要树立高标的人格,培养高尚的品德,这是每位书者不可忽视的字外“功夫”。纵观书史,历来书家得以声名远播,其人格与品德是为必要因素。而徐枋正是看中这样的“人格”,在《书李氏收藏黄孝子画迹后》中引用欧阳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所说的一段话:“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其传遂远。不然,前日工书而随与纸墨俱泯弃者不可胜数。若颜鲁公书纵不佳,而后世见者必宝也。”一直以来,颜真卿(七〇九——七八四)的气节与人格受世人瞻仰,为“忠义”之典范,而徐枋一直以来也以“忠孝”立身,颜公自是其标榜的对象。在《书先文靖公墨刻后赠灵岩老和尚》中可看出其对“忠孝”之重视,“余故特出箧中藏本,装潢成帙,致之座下,乞师即以忠孝之旨衍说大法,庶使毫端碧血,直为人天光明幢乎”。他在《题画》中云:“余平居作画好仿荆关董巨,然学荆关者,惟师其笔法、风骨耳。”徐枋所追求的风骨不仅仅是指绘画的风格面貌,更多的是旨向人格精神层面的“风骨”。他提出“作画自必胸怀浩然”,而“浩然”正是一种正义、博大的气象。显然,徐枋对“正气”“忠孝”“风骨”“浩然”的珍视,构成了遗民思想的内涵与温度,也是遗民情结在书法观念中的集中体现。


清 徐枋 苍山晚霭图  60.5cm×127cm 1663

山东省博物馆藏


(二)作画如作书

徐枋在《题画》中提出以书法之笔意参绘画之法,并流露出一定的审美倾向,其曰:“作墨竹如作草书,贵流丽;作飞白双钩竹如作小篆,贵遒劲缜密。老杜句:书贵瘦硬能通神。又云:钜剑长戟森相向。吾当移以目此也。”而与徐枋同时期的龚贤(一六一八——一六八九)在《画诀》中有着书法和绘画相关性的观点,并在跋《云山图》中云:“余于此不独悟米先生之画,而亦可以悟米先生之书法也。”龚贤所论是以画法之义参透书法之理,以画入书,以求得书画同境的艺术效果,此观点正好与徐枋相反。清张岱(一五九七——一六八〇)评徐渭的画说道:“古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画中有书。”清朱耷(一六二六——一七〇五)更是在徐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书法兼之画法”和“画法兼之书法”的艺术主张。

关注上述命题的群体与徐枋皆为同时代的遗民书画家,他们擅书亦擅画,因此有着对书法和绘画的某种融通的理解,他们之间关于“书画同源”这一命题的探讨亦对时风有着一定的影响。无论徐枋以书理入画的观念是否受时代的影响,但共同的文化生态与时代背景造就了他们对于同一问题的思考。而对于“书画同源”这一命题,清人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有着精辟的见解:“字画本自同工,字贵写,画亦贵写。以书法透入于画,而画无不妙;以画法参入于书,而书无不神。故曰:善书者必善画;善画者亦必善书。自来书画兼善者,有若米襄阳,有若倪云林,有若赵松雪,有若沈石田,有若文衡山,有若董思白。其书其画类能运用一心,贯串道理,书中有画,画中有书。”


晋 王羲之 乐毅论 局部 上海图书馆藏


(三)书之形神为一


徐枋在《书王咸中乞临曹娥碑后》中云:“书法以小楷为极致,而小楷必宗晋唐,尚矣。然二代风气绝殊,未可同日而语也。如羲、献楷书全尚姿致,而资质出乎自然,不言格律而格律确乎不移,我之心手两忘,书之形神为一,若庖丁之游刃,郢人之运斤,不知其所以然,此其所以千古独绝也。”书法中体现的“自然”是历来书家均加以推崇的最高艺术境界,是书法中重要的审美理论。徐枋当然受此论之影响,提倡自然、朴素、率真之姿致,其中又提出“格律”所喻书法中之“法”,有法而不拘于“法”,达到“自然天趣”之境界。其中所论之“心手两忘,书之形神为一”实为孙过庭《书谱》中所言:“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亦犹弘羊之心,预乎无际;庖丁之目,不见全牛”,以及“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怀楷则;自可背羲献而无失,违锺张而尚工”。对这一论题的探讨,最早可追溯到南朝王僧虔(四二六——四八五),他在《笔意赞》开篇即曰:“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在艺术审美上提出“形质”与“神采”两者之关联,只有“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妄想”,方可臻此“形神为一”的境界。


晋 王献之 洛神赋十三行(原石彩图)


(四)“真能通草”之关窍:使转

不论在理论还是创作上,孙过庭《书谱》对徐枋的影响都是不可小觑的。其书学观念的流露常以《书谱》中语作为论点的支撑。徐枋在《书王咸中乞临曹娥碑后》中云:“迨乎唐而力胜乎巧,腕若于心,故欧虞之书步趋‘二王’,亦尚姿致,而瞠乎其后。及颜鲁公楷法最精,而自辟堂宇,纯尚格律,晋人风流自兹逾远。唐人小楷,其迨美而未善、圣而不神者乎?孙过庭书谱云:‘真不通草,殊非翰札。’又曰:‘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夫草之系乎使转,人皆知之,而真之尤重使转,人之所不知。且草之使转,人之所见,而真之使转,人之所不见。必致精于所不见,而后见者始工,亦犹人情性既善,而形质自然安娴。盖变化气质未有不繇于情性者,故曰:‘元常不草,使转纵横。’惟其筋络关窍俱在不见之地,此工力之所以倍难而体制之所以全系也。而唐人楷书似止工于人之所见,而不能工于人之所不见,所谓真不通草者耶?今以‘二王’小楷精求神理,见其寓回顾于豪铓,存顿挫于断续,无一点之无波,无一画之不转,观其行序虽断而还连,玩其体裁若违而实合。孙过庭云:‘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而余又谓豪甫着而即行,笔已足而复驻,能得乎此,思过半矣。既得晋人之风规,而唐楷已在我度内,又何足云乎?’”徐枋此段论书是目前看来较长篇幅的关于书法的文论,其大义有三:其一,主要表述唐人小楷宗法“二王”,尚姿致却不如前人,精准地概括唐人小楷虽美而未善、虽圣而不神的境况,从而确立宗法“二王”为学书之正统;其二,主要探讨“使转”在草、楷之间的重要性问题,认为“真能通草”之关窍在于能工于人之所不见的使转(特指楷书中),继而指出唐人“真不通草”的原因所在;其三,讲述了小楷书写过程中关于用笔技法的使用问题,从用笔的顿挫、断续到点画的波折与使转,再到笔画之间的映带、气息、体制等问题,而最后表露自己对于书写小楷的自信,既得晋人之神韵,又合唐人之规矩。虽有几个层面的含义,然而此段文字所讨论的重心在于工于楷书使转的重要性,以此劝诫后学。通过这一理论对应其书法实践,徐枋自身确实善楷亦善草。


唐 颜真卿 乞米帖 南宋留元《忠义堂帖》本 16.5cm×36.5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清 徐枋 录常建五言诗 62.6cm×136.6cm 上海博物馆藏


(五)书以“二王”为宗

从徐枋的书法风格与文献记载对应来看,徐枋得益于孙过庭的《书谱》与王羲之的《十七帖》的滋养,从草书《兰白华颂卷》中便可窥其一斑。此外,徐枋临写王羲之的小楷和《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也有所记载,对认知其取法范围可作一补充。可以看出,徐枋的书法追求与自古以来的书家一样,承袭了以“二王”为正统的书学理念。他在《书王咸中乞临曹娥碑后》中云:“王子咸中,文恪公之闻孙也,妙年笃志临池之学,而请益于余,因为仿《曹娥碑》一通,兼复论晋唐书法尔尔。夫自有书契以来,王氏书法千古所宗,六朝之间世擅其妙。今咸中以绮纨之年,好学深思,当复起衰于数代之后,而继千古之绝轨乎?书法必归王氏,于此又可见矣。”在他的书学信仰中,坚持“书法必归王氏”的观点,因而对他书法风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徐枋在《题宛山顾氏家藏圣教序》中云:“《圣教序》于右军书中别具垆鞴,自成一家,细玩其通篇章法,脉理之妙,尽在行墨之间,迴顾顿挫,无异一时濡毫运腕而出者,诚千古一奇也。余尝谓观《圣教序》如焚百合之香,如杂百宝以成器,今人但闻妙香,但见重器,而不知其为百和杂宝也。宜乎今古书家之宗之如此,而不断本尤为收藏家所重。此帖故佳,识者目能鉴别,余故不论,而论书法云。”徐枋的行书并未过多地展现《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的风致,然字里行间所溢出的气息确与王书所契合,其疏朗、俊逸的格调完全脱胎于王书一脉的书风之下。


唐 孙过庭 书谱选二 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结语


因徐枋避世不入城市,交友的范围也多是遗民身份,因而其书法观念并未形成一定的影响。当然,在徐枋眼里并未将诗文、书画放置在如何重要的位置,而将人品、气节、忠孝奉为人生恪守的信条。潘遵祁在《徐俟斋先生书画卷跋》中云:“朱孝定称俟斋先生志极高而不可及,即文章翰墨绘染之事,皆断断然不屑为古今第二人。先生以海内遗民,穷饿终老,而零缣断楮,当世珍之,若吉光片羽,盖其高风亮节,兴起百世,非徒以文章翰墨绘染之事重也。”徐枋坚守遗民的价值立场,在生活方式、情感表达、生命状态等层面有着自身的价值判断,因而在书画的世界里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语言、技法表现以及审美理念。


北宋 欧阳修 灼艾帖 18cm×25cm


继续关注明清易代主要遗民书家的同时,不可忽视善画亦善书的群体,纵然如徐枋等遗民书画家并未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然而对构筑“遗民精神”的时代内涵有着不可或缺的份量。遗民书家群体中诸多的书理与书迹潜没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尚待后人挖掘、梳理、研究,给那个时代所形成独特书风予以足够的理解。

北宋 欧阳修 跋《集古录》


清 徐枋 致公宷劄之一 11cm×27.8cm 上海博物馆藏


清 徐枋 致公宷劄之二11cm×27.8cm上海博物馆藏



清 徐枋 草书 五律 69.6cm×151cm 苏州博物馆藏



清 徐枋 题画诗草书 57.6cm×142.6cm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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