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86 清乾隆 斗彩夔凤八吉祥纹大盘

此盘体量甚伟，敞口浅腹，下承圈足。通体以斗彩为饰，口沿内侧绘釉下彩青花水波纹一周，间以斗彩杂宝纹，内壁饰青花斗彩八宝穿云纹，盘心绘斗彩对头夔凤纹，周围环饰一周番莲纹，外壁绘斗彩缠枝番莲纹，器底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
斗彩之名出现甚晚，即使清代雍正、乾隆时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有关斗彩瓷器的记事也均用”五彩”之名。如清档记载，乾隆三五月六日，”太监高玉交五彩盖罐一件……五彩马挂瓶一件……五彩蟠桃七盘一件，传旨交与唐英照样烧造。”六月二十五日”太监高玉交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宣窑青花有耳盖碗，五彩暗八仙铙碗，五彩的收小些，亦照样烧造……五彩洋花八宝大盘……五彩并莲茶碗……传旨交与烧造瓷器处唐英……俱照样烧造送来，烧造完时再将交出原磁器缴回仍交磁器库，此磁器内有大器皿应画样带去，其小磁器皿俱各带去，钦此。”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初二日”太监胡世杰、张玉交成窑五彩菊罐一件、成窑五彩荷花罐一件。传旨，着交唐英各照样配盖一件，其罐与花囊不可持去，另做样带去，仍将罐与花囊在原处陈设。” 以上记事档中五彩器，结合传世品分析大多为斗彩瓷器，说明雍正、乾隆时期，斗彩与五彩仍未被区别，清宫亦将斗彩称作五彩，且大多烧造有本可依，需按照内府发来的典藏旧物，对照临摹烧造，而本品即为上述档案中提及的“五彩洋花八宝大盘”。
八吉祥图案的传入是随着藏传佛教自十三世纪起传入内地开始兴起。其时西藏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之侄八思巴于至元六年，被元世祖封为“大宝法王”， 并奉为帝师， 领宣政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和藏区事务，至明清两代，藏传佛教对宫廷的影响并未消失，尤其清王朝建立后，尊崇藏传佛教中的喇嘛教为国教，清太宗将“兴黄安蒙”定为基本国策 ，即一方面用武力扩展势力，另一方面就开始利用藏传佛教的影响稳固政权。崇德四年就曾派人赴藏“延致高僧”。“崇德七年十月己亥，图白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上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至乾隆一朝，其尊奉黄教的目的在乾隆五十七年撰写的《喇嘛说》中表达明确，“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馅敬番僧也。……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之，以为怀柔之道也。”在此认知的基础上，博闻强记的乾隆皇帝以“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并认为想要利用宗教治理国家，需要先了解宗教的底蕴，“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
在此种思潮的引领下，加之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格外尊崇，这一时期八吉祥图案在清乾隆一朝大为兴盛，且精且美。养心殿造办处档案中有不少关于该纹样制作的详细记载，如“乾隆三年… … 催总白世秀来说， 太监高玉交… … 宣窑八吉祥挠碗一件”；“乾隆十年，七月初十日首领张斌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白盆八吉祥一件。传旨将八吉祥摆法照先年摆的轮螺伞盖花罐鱼肠一样改换， 其余收什（ 拾） 。钦此。”由此可见此时八吉祥纹样之运用广泛，涉猎品类亦多。而本品之繁缛的纹样排序及绘饰方法，颇具西方巴洛克式装饰风格，可以说，本品即是中国传统题材与西方艺术风格相互融合的完美体现，纹饰绘法规整，构图严谨，布局疏密相宜。
同类品钓鱼台国宾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日本静嘉堂文库等海内外重要公私机构均珍藏有乾隆朝的同类品种，钓鱼台国宾馆例，录于《钓鱼台国宾馆美术锦集》，页148。另一例为南京博物院藏斗彩双凤八吉祥纹盘，见《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页300-301；另沈阳故宫藏一件，参考” Imperial Life in the Qing Dynasty： Treasures from the Shenyang Palace Museum， China”展览图录内封，新加坡，1989年；佳士得伦敦曾售出一件相似例子，1986年12月8日，拍品编号436；香港苏富比2001年4月29日亦曾售出一件近例，拍品编号599，著录于《苏富比香港二十年》，香港，1993年，编号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