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价格】 徐悲鸿（1895～1953） 2624 1935年作 天目山纪事 镜心 设色纸本

自1930年相识，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在乙亥（1935）年最具波澜。记载说；1934年秋，二人在天目山写生时确立为情感关系，进入热恋之中。大约在1935年的4月间，徐夫人蒋碧薇按捺不住怒火，大闹孙多慈宿舍，而学生中的“倒徐派”，也因徐悲鸿过分偏爱孙多慈而积累了愤懑，终以罢课的形式发泄出来。王震著《徐悲鸿年谱长编》记载，1935年4月30日“中大艺术科发布通告”，说“徐悲鸿教授因病告假二周，所任各课，请吕斯百先生暂代”，应与此事有关。大约在1935年的立夏那一天，无奈的徐悲鸿送别不堪重负、随母亲回安庆的孙多慈。按当时的校历，她应该没等到正式的毕业——将近五年的努力，却坚持不到最后的一两个月，由此可以想象当时两人处境的艰难。
此幅取用西画中焦点透视的原则，忽视远景的描绘，仅以数笔松散的淡墨表现出远山的模糊影像，进而使视觉焦点集中在近景的正在写生的少女身上。画中景色与徐悲鸿天目山写生的作品场景类似，而正在写生的少女又颇有孙多慈的影子，可以推测此作大抵是徐悲鸿对天目山写生时的甜蜜回忆。
徐悲鸿以其写生素描基础，勾勒出画面主体：少女脸部轮廓线条及五官，少女体态修长，婀娜丰姿，斜倚松树，双腿略呈弯曲交叉站立；左手执画板，右手执笔，眼睛却若有所思的望向远处……自是一番欲语还休之情。
画面右侧是一棵粗壮的松树，其树杈斜出向上生长，将画面分割成两个部分，营造空间分布的丰富性，拓展了画面的空间表现力。树的主干以重墨写出，既表现出了树干的粗糙质感和沧桑效果，亦与淡墨和花青渲染出松针，左后侧的银杏树以藤黄渲染出的叶与松树的厚重形成对比，可见其匠心独运之处。徐悲鸿画树有独特之处，既来自于古人笔墨，又超脱出去，融汇素描和写生的方法，重视造型和结构的体现，勾染皴擦之法俱用之，更接近于自然的形态。
地面因反复皴染显得厚重坚实，缤纷的色彩又增添了秋季的氛围和轻快唯美的情调，观者无不被带入一种浪漫的境地
整幅将西画中的造型方法和中国画的笔墨相结合，既有准确生动的造型，又有灵活多变的笔墨，乃为一幅结合中西画法精髓的写实主义佳作。
孙多慈之于徐悲鸿，恰如多拉之于毕加索，是学生更是爱人更是灵感缪斯。所以，此幅《天目山纪事》于徐悲鸿，亦如《哭泣的女人》于毕加索，是画家对自己深爱女子的记忆，更是画家的代表作品。
孙多慈（1913-1975），安徽寿县人，其伯祖父孙家鼐是清季重臣，历任工、礼、吏、户部尚书，中国首任学务大臣，曾主持创办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父亲孙传瑗曾参加晚清民主革命，担任过安徽大学教务长。孙多慈1930年成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旁听生，翌年就读，老师便是徐悲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