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价格】 黄宾虹（1865～1955） 2635 1953年作 西泠桥上望北高峰 立轴 设色纸本

1948年，85岁的黄宾虹毅然南返应聘任教于国立艺术学院，“因爱西湖之美，遂决计定居杭州”。栖居栖霞岭上，走完生命的最后7年。晚年的变法和成就已拉开了此前古典山水画范畴的距离。他在九旬之年所表现出来的激情，使古典山水画具有现代性格和独特的风貌。其创造模式是融会古今，对于中国画史传统的内在、整体的把握以及切入主旨的创造性阐释，黄宾虹为中国画近代史的“里程碑”，正是其生命终结前的“衰年变法”而名至实归。

《西泠桥上望北高峰》将西湖的一角纳入画中，构图从一侧展开，以平远法组织画面。笔法一如宾虹的惯有作风，沉着老辣，点皴手法熟练多变，墨色丰富，沉凝而具内美，不时辅以大胆的泼墨法，淋漓尽致，将黄宾虹“浑厚华滋民族性”的艺术主张诠释得准确而生动。从画中的题款可知，此画面是宾虹在西泠桥上写生所得。宾寓居西湖栖霞岭时，与西冷桥近在咫尺，时时外出写生。他的写生是别具一格的，著名画家方增先先生曾说，他曾经看黄宾虹写生，就在西湖边上，黄宾虹对着眼前的宝石山作画，他站在旁边看，黄宾虹是一边看一边画的，但是方增先眼里看到的宝石山跟黄宾虹笔下所画几乎毫无关系。中国画论向来重视师法造化。黄宾虹也一再说“师古人莫若师造化”，“师造化”可以解释为学习自然，体悟自然，其含义比“写生”更为宽泛，写生只是师造化的一种方法。黄宾虹论画，较少用“写生”一词。当他用“写生”时，有时指对景描画，有时指根据记忆作画，或称之为“纪游”画。这正是黄宾虹的独到之处，他的写生不是照抄景物，而是以心照物，写山水之神。

说明：此幅黄宾虹《西泠望北高蜂》为傅雷旧藏，1962年为纪念黄宾虹诞辰一百周年，傅雷呼吁浙江、安徽两省合作，由浙江人美出版一份全面呈现黄宾虹成就的选集。傅雷希望负责此事的人，不要只出版公共收藏中的作品，因为它们主要作于黄宾虹八十六七岁至九十岁之间，在傅雷看来，它们之中的精品不多。傅雷为浙江人美提供了一批黄宾虹的作品，据1962年12月傅雷收藏黄宾虹先生作品清单，此幅《西泠望北高蜂》为立轴二十三件中编号2的作品，1963年1月3日，傅雷收回大小镜框十三件，轴十三件，在表内皆以墨笔划去为记，此件《西泠望北高峰》也在列。作品于文革在后退赔与傅聪，现藏家于上世纪80年代从傅聪家获取，一直珍藏至今。

傅雷收藏的黄宾虹画作，“文革”后如何物归原主？
翻译家傅雷与画家黄宾虹是忘年交。1955年黄宾虹去世，傅雷为妥善处理他的画作与收藏而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张大他的声名——黄宾虹在国画界今日的地位，有赖于傅雷早期的努力。
傅雷收藏的黄宾虹画作，和它的主人一样，在“文革”期间历经坎坷周折。1979年以后，在各方努力下，被强制没收的艺术品逐渐归还傅家。在黄宾虹诞辰150周年之际，中西书局出版澳大利亚学者罗清奇（Claire Roberts）著《有朋自远方来》一书，讲述傅雷与黄宾虹艺术情谊，也披露了这些艺术品物归原主的经过。

为黄宾虹的艺术遗产四处奔走
1955年初，傅雷正忙于翻译巴尔扎克的《于絮尔·弥罗埃》（Ursule Mirouët），突然获悉黄宾虹病重。他马上写信给黄夫人宋若婴，致以问候，可惜信来得太迟了。当接到黄宾虹逝世的消息，傅雷再次致信宋若婴，表达未能在黄病重期间探望的遗憾，并寄以哀思。
傅雷紧张地、几乎是与世隔绝地投入到他的工作中，这使他无法亲赴杭州。不过他还是尽力帮助宋若婴处理黄宾虹的身后事，包括整理黄宾虹数量巨大的画作和古代收藏品。

3月27日，傅雷写信给身在华沙的傅聪，谈及黄宾虹的去世：
黄宾虹先生于本月二十五日在杭患胃癌逝世，享寿九十二岁。以艺术家而论，我们希望他活到一百岁呢。去冬我身体不好，中间摔了一跤，很少和他通信；只是在十一月初到杭州去，连续在他家看了二天画，还替他拍了照，不料竟成永诀。听说他病中还在记挂我，跟不认识我的人提到我。我听了非常难过，得信之日，一晚没睡好。
傅聪仍然记得黄宾虹与父亲之间漫长而热烈的对谈，以及从黄宾虹处源源不断寄到家中的信件和画作。
在黄宾虹的葬礼上，家属准备的发言，由黄宾虹长子黄用明读出，说明将艺术家的全部收藏捐献给国家。遗赠中有超过一万件物品，包括黄宾虹约四千幅作品，还有他的藏书、信件、手稿，以及他收藏的古董；把它们献给国家，是为了令它们“得到更好的保存”和“实现更大的用途”。

这批遗赠最先捐给黄宾虹曾经任教的华东美术学院，但它被拒绝了。多个月之后，仍然未能找到黄宾虹遗赠的接收机构。直到1956年，浙江省政府宣布计划将黄宾虹故居建成纪念馆，但计划并未实行，杭州当地政府也迟迟未开始建造黄宾虹的墓地。黄宾虹遗孀宋若婴为此感到忧心，并联系了傅雷。傅雷代表她向浙江省文化局局长、翻译家黄源（1905-2003）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一一提出这些问题。他代表黄宾虹的遗孀和家人，要求让他们获得应有的尊重，并要求政府理解黄宾虹成就的重要性，以及他艺术遗产的价值。傅雷的信产生了他期待的效果。1957年末，黄宾虹纪念馆对公众开放了；第二年，也就是黄宾虹逝世三周年之际，经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他的收藏正式由浙江省博物馆接收。

随着黄宾虹诞辰一百周年的到来，傅雷受中共华东局委托，为官方纪念活动提供建议。1962年6月，他准备了一份文件，要求恰当地纪念老艺术家的生平，指出浙江省博物馆并没有承担起他们的责任，整理、记录和保存黄宾虹的收藏，并对此感到惋惜。此文附于本章末尾。傅雷呼吁浙江、安徽两省合作。纪念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出版一份全面呈现黄宾虹成就的选集。傅雷希望负责此事的人，不要只出版公共收藏中的作品，因为它们主要作于黄宾虹八十六七岁至九十岁之间，在傅雷看来，它们之中的精品不多。
这本纪念黄宾虹诞辰一百周年的画册，因为“文革”的爆发而延迟到1985年，也即黄宾虹逝世三十年后才得以出版。《黄宾虹画集》收录了一百一十四幅画作，其中包括傅雷、陈叔通、赖少其和黄宾虹其他好友的收藏，以及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
“文革”中的黄宾虹、傅雷及其家人
到1966年8月，“文革”对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已经造成了恐怖的冲击。虽然已过世多年，黄宾虹还是被戴上了“黑色艺术家”的帽子，他的画作被批判为“黑山黑水”，他的坟墓遭到破坏，遗像被打烂。黄宾虹纪念馆的牌子被毁坏，这座曾经的故居被改造成民居，纪念馆前花园的两棵大树被砍掉，为改造工程让出道路。
在上海，一群代表当地居委会的人在1966年8月30日搜查了傅雷的家。随后的几天里，红卫兵继续抄家，充公画作、书籍和被认为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者反动的私人物品。最后，他们强行打开阁楼中傅雷小姨子寄存在他家的一个箱子，在里面发现了一面有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以及一份恰好登有宋美龄照片的画报。这两份不属于傅雷的物件，成为翻译家反党的罪证。

9月2日早上，傅雷和朱梅馥被拖到家门前，被迫站到凳子上，戴上高帽。他们的两个儿子远在他乡——傅聪在伦敦，傅敏在北京。大字报“打倒傅雷”被贴到墙上，人们堵在街上围观、嘲弄，甚至参与批判。傅雷和朱梅馥不愿再受侮辱，决定自行了断。那天晚上，两人在睡房窗棂上上吊自尽。他们用的是产自浦东的手织棉布。浦东是他们近六十年前出生的地方。

被充公物品的下落
傅雷夫妇弃世之后，家中被贴上封条。所有遗留下的东西都存放在里面。傅敏当时是北京第七中学的年轻教师，他自己也被“文革”波及。他因为是傅雷的儿子、傅聪的弟弟而受到冲击。两人都被看作国家的敌人。他通过电报得知父母的死讯。两个月后，香港的友人在广播中得知噩耗，打电话告诉身在伦敦的傅聪。傅敏无法回到上海，而傅聪刚刚入籍英国，也不被允许回到祖国。傅敏直到父母弃世六年后的1972年，才得以重回上海。再过了六年，直到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傅雷才被恢复政治名誉，傅聪才被准许回到上海。
1979年傅雷生前所属的上海文艺界联会筹办了追悼会。弃世十三年之后，傅雷和朱梅馥最终于在1979年4月26日得以安葬。自从1954年起定居欧洲的傅聪，获得特别准许参加仪式。在一帧照片中，神情严肃的傅聪手捧父母的骨灰盒，傅敏手持父亲遗像，正准备登上汽车，前往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追悼会之后，在抄家中被充公的很多物件都被退回给傅聪和傅敏。傅聪记得他曾收到过文化部门的信件，请他去领回父母的物品。当他在1979年重访上海时，曾去过一个存放充公艺术品的仓库。当时有地位的人，被允许任意带走想要的东西，作为补偿。傅聪描述，那简直像一个疯人院，人们像盗贼一样贪婪地四处搜掠。傅聪实在感到恶心，觉得这种行为延续了“文革”所带来的混乱与耻辱，于是径自离开了。

上海市文化遗产与书籍管理处，根据上海音乐学院提供的信息，列出了一张包括傅雷和朱梅馥遗物在内的充公物品清单。文件上的日期是1967年底，即傅雷夫妇弃世后一年。傅雷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对自己的物品都做了极细致的编号。上海音乐学院的清单有可能是依据傅雷亲手拟的文件完成的，因为它记录了艺术家的名字，以及画作的类型，例如“高凤翰山水册页”，或者“黄宾虹水墨山水挂轴”。虽然很难通过这些粗略的描述，确认每一幅作品，但是通过排除法，傅雷的家人基本上能够确定未被归还的物件数量。根据家人的记录，傅雷收藏的黄宾虹作品共计有一百三十七幅画作和八套册页。其中约三分之二已经退还。对这些物品的归还，虽是个别情况，却也是对“文革”的混乱及其对个人造成的创痛的一种纠正。在傅雷和朱梅馥弃世超过四十年之后，他们的儿子傅聪和傅敏继续寻求归还艺术品和个人物品，通过它们怀念自己的父母，体会他们精致的艺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