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南多·柯尔蒙（Fernand Cormon，1845.12.24—1924.3.20），法国近代主要历史画家之一。
费尔南多·柯尔蒙 该隐（局部） 1880年 藏于巴黎奥赛博物馆
柯尔蒙绘制的《该隐》是19世纪下半叶历史绘画的典范。受到维克多·雨果一首诗的启发，描绘了年老的该隐被上帝放逐，与家人一起流浪的场面。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儿子，他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被上帝放逐。这幅3.84×7米的巨作确立了柯尔蒙在1880年沙龙的荣誉，代表了柯尔蒙试图重建历史绘画的复杂性：把圣经、史前史和逼真的自然主义融合在一起。
在《人类起源》（1871年）中，达尔文坚决反对圣经中“人类是按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描述。基于挖掘的当代古生物学研究证明，这些新思想是有根据的：考古发掘的史前物品在1867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1879年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史前史的认识。实证主义以及对历史和史前史不断增长的兴趣，激发了19世纪末艺术家对历史和圣经主题的新的处理方式，与传统的、理想化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在达尔文思想传播之前，圣经主题的绘画里，早期的人类仍然以一个理想化的、崇高的古典式人物形象出现。随着艺术家开始针对史前主题进行创作，他们面临着如何将人类早期历史的圣经故事与科学解释相协调的问题。
费尔南多·柯尔蒙 该隐 384×700cm 1880年 藏于巴黎奥赛博物馆
大量的粉笔和油画草图证明了完成这幅作品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柯尔蒙花费了2年多来完成这幅巨大的作品，他坚持解剖学的准确性，在工作室为每个人物安排了现场模特。值得注意的是，在1880年的沙龙中，其他作品也表现出对自然主义和历史性的类似偏好。但是正如巴鲁（Roger Ballu）所指出的那样，柯尔蒙的自然主义是史诗般的。沙漠般的背景的选择，与雨果诗中描述的环境（“暴风雨”）不同，可能是由于东方主义的影响，清晰的光与1876年初柯尔蒙在北非沙漠旅行期间所画的作品相似。
另一方面，在这幅作品中，柯尔蒙仍然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这种史诗自然主义通过使用象征主义而得以丰富。光的处理不仅仅是自然主义的，在人物前面拉长的阴影“象征性地强调了这场放逐正在远离光明”；构成画面的不同个体代表人类生命的不同阶段；行进者们的姿态是重复性的，倾向于淡化个性为整体服务——一种符合传统历史绘画宏大追求的视觉效果。
作品面世后立即由国家以一万法郎收购并放置在卢森堡博物馆，对于一位年轻的艺术家来说，这标志着一项声誉很高的成就。1880年后，当第三共和国继续大规模公共建筑装饰项目的政策时，柯尔蒙被反复征召，毫无疑问是基于《该隐》的实力。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幅画在国际艺术家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并被广泛模仿。劳特雷克被这幅画所震撼，于1882年进入柯尔蒙的画室，学习了5年多。但这种表现史前史的方法与圣经里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观点相冲突，因此在那个时代，也有一些震惊和反感的质疑，认为《该隐》不符合传统的期望，缺乏理想主义，场景过于野蛮和未开化。
柯尔蒙的《该隐》开创了一种描绘历史绘画中传统题材的新方法，是现代科学理论和古生物学发现的反映。圣经故事逐渐让位于再现原始生活，这种演变在柯尔蒙后来的作品中得以延续，如卡尔卡松美术博物馆、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演讲厅、巴黎第四区市政厅、小皇宫博物馆和圣日耳曼莱伊城堡装饰壁画等。这种历史观是实证主义的结果，适合第三共和国现世反教权传统的价值观，将人类起源的史诗视野融入传统的纪念性历史绘画的视野。
这幅伟大的绘画却承载与见证了所有学院艺术的命运。1925年，《该隐》被从陈列中撤下，并在仓库中折叠了55年，甚至一度有传闻称它已被摧毁，直到1980年才在东京宫的储藏室被重新发现。经过修复，它于1985年首次在“维克多·雨果的荣耀”展览（巴黎，大皇宫）中展出，此时正值徐芒耀先生公派留学法国，得以一睹其全貌。奥赛博物馆开馆后将它作为自然主义的部分永久陈列。
1880年柯尔蒙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1897年成为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教授，1898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19年，徐悲鸿留学法国，进入朱利安画院学习素描。几个月后，他考入巴黎高美，老师是历史画家弗拉孟（François Flameng）。但因弗拉孟年老多病，很多课是由柯尔蒙上的。柯尔蒙的学生还包括：劳特累克、安奎因、内波赫、坦皮尔、伯纳德和梵高。1924年，在工作室外，柯尔蒙被一辆出租车碾压身亡。今天，他几乎被人遗忘了，而他的学生们，声名赫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