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价格】 徐悲鸿（1895～1953） 1713 1939年作 群马图 立轴 设色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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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之后，徐悲鸿的创作从历史题材逐渐转向寄情之作，尤其是其笔下的动物作品，大多寄托了画家的心绪与民族情怀，正如其所言：“画什么东西，都要有精神的寄托”。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徐悲鸿震动不已，数写马等深具精神意义的作品。画上题跋“水草寻常行处有，相期效死得长征”抒发了他在颠沛流离、处境艰难的时候，仍渴望报效国家的心情。《群马图》题签中的“七六退叟管震民”即是徐悲鸿抗战期间在马来亚槟城的友人管震民。管震民，浙江人，赴槟城，任当地钟灵中学文史教席。他擅诗，精书法，号其室曰绿天庐，在槟城文化届以诗闻名。与徐悲鸿于槟屿逗留期间的好友骆清泉等稔熟。1941年初，徐悲鸿在当地与一位邓小姐订婚，以佛教仪式进行，即由管氏任证婚人并主持仪式，由此可见他们交谊之深，且受徐悲鸿所敬重。这件作品亦为“袖海楼”旧藏，著录于1974年香港南风美术社出版的《瀛海遗珠——袖海楼杨启霖先生藏画集》。杨启霖先生的收藏横贯古今，在近现代画家中，他十分欣赏徐悲鸿。徐悲鸿曾在新加坡筹款抗战，杨启霖先生对他怀有特别尊敬的感情。连“袖海楼”斋号的由来都与徐悲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杨启霖先生的好友画家陈宗瑞早年和徐悲鸿亦是好友，他从苏轼《文登蓬莱阁下》“我携此石归，袖中有东海”一句中提炼“袖海楼”，以形容收藏的乐趣。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鞍马，多厩畜肥马，徐悲鸿笔下则是筋骨骏健的战马。他画马也不打底稿，由于写生得多，对马的运动和结构解剖的要点都很熟悉，正如他所说：“待心手相应之时，或无须凭写实，而笔下未尝违背真实现象”。他画马鬓、马尾都用浓墨，笔墨飞舞，使人看之振奋。画中水草青青，在郊外旷野，三匹骏马姿态各异，较近一匹背向观众，抬蹄向前，昂首作回顾凝望壮。另外两匹骏马，一匹毛色棕红伏首觅食，另一匹昂首嘶鸣，与背向的马遥相呼应。整幅画面构图巧妙，三匹马凝聚在一起却又层次分明。浓墨重笔画鬃毛和马尾，率笔勾乌马身和四肢，淡墨渲染，笔墨精湛，形神兼备。

袖海楼主人杨启霖（1917－1998），生于广东潮安，少年家贫，无力读书，只好离乡背井，随祖母“过番”南来谋生。刚到新加坡时，只有身上穿的一套旧衣服和一把雨伞，举目无亲，只能以劳力谋求三餐温饱，在新加坡河畔的驳船码头一家商行当劳工。因工作勤奋，被老板擢升为督工。
1941年底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日军入城时，在驳船码头附近桥头杀人示警，一时风声鹤唳，没有人敢上班。这时刚好有一艘货轮，载有其商行的货物到来，却没人敢去卸货。杨启霖因平时人缘好，得到一批工人挺身义助，大胆到码头卸货，暗藏在垃圾车里偷运出来，让公司免于倒闭，还赚了大钱。公司给他大笔赏金，并擢升他为货仓管理人，晋升为管理层，学到许多做生意的知识。
二战结束后，商行老板支持他创业，合作专营树胶和土产转口贸易，1951年韩战爆发，树胶价格猛涨，公司盈利大增，杨启霖一夕致富。
1963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发生对抗，印度尼西亚土产无法运来新加坡，他又灵活应对，安排把印度尼西亚原料卖到香港，再转运来新，盈利丰厚，奠定事业基础。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开始推动工业化。杨启霖审时度势，设厂经营原料加工，成功扩大事业规模。
事业成功后，杨启霖和早年许多本地华商一样，热心社会公益，长期担任同济医院等多个慈善机构的董事。
60年代期间，上海朵云轩销往新加坡的书画，杨启霖也是最大的购藏客户。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许多书画家到新加坡举办画展，他几乎每场必到，并往往购买全场最主要的作品。
80年代中后期纽约和香港开始拍卖中国书画，杨启霖又积极参与竞标，虽然年事已高，他仍兴致勃勃半夜起来打长途电话到纽约竞标，可见他对书画收藏的热衷程度。
自5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经过40年积极购藏，全盛时期的袖海楼累积古今书画近千件，成为新加坡重要的中国水墨书画收藏。

为什么要写徐悲鸿
欧阳兴义
新加坡是徐悲鸿艺术生命的重要转折点。每当他身处家愁国难、悲困交加之境一来到这个南洋小岛，竟会另出一番天地：山穷水尽疑无路，海天长是星洲。
我们设想徐悲鸿假如不是1925年在新加坡得助，美术史上的一位著名艺术家可能已不再存在。倘若徐悲鸿1939年没有再到新加坡，也就不会有《愚公移山》、《六朝人诗意》、《百骏图》、《放下你的鞭子》、《泰戈尔像》、《奔马》（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徐悲鸿的代表作。倘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最后一刻，徐悲鸿不能逃出新加坡，他可能已在日军屠刀之下。亚洲及中国的美术史将要重新改写，徐悲鸿个人的历史也要改写。南洋的星洲，时代与历史的巧合，使得一位艺术家在此遇难呈祥、逢凶化吉。
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存留徐悲鸿作品最多的地方，甚至比徐悲鸿纪念馆所藏的1200幅还多。粗略统计，1939年星、马展览售出的作品已达400—500幅，在江夏堂为赴美展览所作约300幅，赠黄曼士昆仲约200幅，合计已千幅之多。还未包括他携带到新加坡的千幅作品中未带走的数百幅，和为其他藏家所画的作品。而他在新加坡所画的百千幅骏马，更造就了近代水墨画的高峰。
当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侵略，悲鸿的祖国处于国破家亡之际，他为了对国家民族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一颗以艺术报国的苦心，却在南洋一屿把个人的艺术生命发挥到极尽的地步。悲鸿画作的艺术光辉，也在这小小的热带岛屿发出最灿烂的光芒。这是他一生中佳作频生的年月，也是艺术技巧最纯熟的时期，他把艺术的功能发挥到前所未有的地步。1939年徐悲鸿画展的影响力遍及全岛，它所创下的纪录许多还未被打破。
徐悲鸿造就了一个时代的美术人才，促进了一个时代的美术繁荣。他摒弃了西方现代诸流派而选择了现实主义有主见、有选择，批判地吸收东西方美术的精华，外成功地刷新了中国画的面貌。我们很难想象其他的方法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