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让我们沉浸在“石鼓墨影”之中

2018年年初，宁波天一阁举办一次“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展”的石鼓文展览，而从2月1日开始，直到新春期间，由上海图书馆主办的“墨彩斑斓石鼓齐鸣——石鼓文善本新春大展”石鼓文大展将在上海图书馆与观众见面。展览中，既有明代中期的“黄帛本”，又有明代后期的“四鼓石花未连本”，这是《石鼓文》明拓本第一次在同一个展览里集中展示。观众不仅可以看到《石鼓文》厚重的文化价值，而且也会对《石鼓文》乃至碑帖拓本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据悉，此次展览共展出明清石鼓文拓片二十余件（套），分为“黄帛本”、“銮车鼓石花未连本”、“氐鲜五字本”、“乾嘉以來拓本”、“国子监监拓本”、“重刻石鼓拓本”七个板块。其中以“项源藏本”、“王楠藏本”、“戚叔玉藏本”的“黄帛本”最为重要。这类明代中期的《石鼓文》拓本极为罕见，已知传本仅有5件。即故宫博物馆2件，上海博物馆2件，上海图书馆1件。

《石鼓文》（王楠藏本）明代中期

上海图书馆表示，“国内极少为一种碑帖作品举办专题展览，此次展览是相当特殊的，它是建立在上海图书馆近年《石鼓文》善本的最新研究与发现的基础上而举办的。此次展览的精华“黄帛本”就来自于明代中期，“四鼓石花未连本”则来自于明代后期，这是《石鼓文》明拓本第一次在同一个展览里集中展示，同时也是各个版本拓片展出极为齐全的一次盛宴。”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表示，“石鼓文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它是从大篆过渡到小篆的书法，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它的厚重性、装饰性来说，其书法价值是很高的。而今石鼓文也是待遇最好的石刻文字，即十枚鼓被搬进故宫，专门成立石鼓馆；而且上海是石鼓文推广最有力的地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海派领军人物吴昌硕，在吴昌硕的影响下，日本书法艺术也对石鼓文有着深刻的认识。在去年的宁波天一阁的石鼓文展览中（“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展”），上海图书馆就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因此，上海图书馆有能力也有义务去举办这样一个石鼓文大展，相信也会把《石鼓文》乃至其他碑帖拓本推向一个更深更广的层次。”

吴昌硕跋本光绪乙亥（1875）汪鸣銮监拓本

吴昌硕跋本

《石鼓文》是诗，与《诗经》有着一样的章法

许多人了解《石鼓文》，大多数是从吴昌硕的石鼓文书法开始的。然而，《石鼓文》的价值远非如此。事实上，《石鼓文》在中国文化史、书法史、金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曾被清末康有为誉为“中国第一古物”。

据了解，《石鼓文》刻在10枚鼓形的花岗岩上，每块石鼓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共有铭文700字左右。并且每块石鼓上刻有四言诗一首，内容为歌咏秦国帝王游猎的情况，因而也称“猎竭”。

安思远旧藏本

《石鼓文》通过从秦之建立、立国、发展、创立帝业这一发展顺序，对秦人历史发展进程有重大贡献的先祖烈公及始皇帝的重大历史事迹进行了歌颂。既歌古也颂今，用诗歌描绘出一幅幅形象生动的秦人创业发展的历史画卷。

这种有着重要文化价值的《石鼓文》，它的文字本身还有着相当高的文学价值。郭沫若就曾说， “《石鼓文》是诗，两千六百年前古人所写所刻的诗，遗留到现在，这样的例子在别的国家并不多见。它在诗的形式上每句四言，遣词用韵，情调风格，都和《诗经》中先后时代的诗相吻合。这就足以证明，尽管《诗经》可能经过删改润色，但在基本上是原始资料。因此，我们对于《诗经》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便有了坚实的凭证。而且，石鼓刚好是十个，所刻的诗刚好是十首，这和《小雅》、《大雅》以十首为 ‘一什’的章法恰恰相同，这也恐怕不是偶合。故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石鼓诗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民族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为丰富的宝藏”。

在书法艺术方面，石鼓文的章法，基本上是纵横有序，格局分明，质朴端庄，凝重大方，每个字的结构比例大致相同，字距与行距大致相等，给人一种高贵而肃穆、庄重而多姿的感受为篆书的进一步发展做了铺垫，也给秦统一全国后所实施的“书同文”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秦始皇统一汉字的“母体”。

缶庐吴昌硕临本

自古以来，石鼓文备受世人珍爱，书画家将石鼓文作为自身书法艺术的重要养分，进而融汇于自己的书画艺术之中。比如晚清杰出艺术大师吴昌硕，其篆书即为善学善用《石鼓文》之典范，一生都用心于此，有“一鼓写破诸艺通”之誉，他曾说：“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 在他之后的其他艺术创作中包括书法绘画等都能看到石鼓文的影响。

吴昌硕像

从明拓“黄帛本”讲述《石鼓文》的现存拓本

“黄帛本”是指明代中期的《石鼓文》拓本，因第二鼓（汧殹鼓）第五行“黄帛”二字不损，故称“黄帛本”。这种传世拓本极为罕见，已知传本仅有5件。即故宫博物馆2件，上海博物馆2件，上海图书馆1件。

《石鼓文》（项源藏本）明代中期

紧接着，明代后期的《石鼓文》拓本因第四鼓（銮车鼓）第三行“写六辔”与第六行“原隰阴”间石花呈上下两块，中间有黑块分割，石花尚未泐连成一体，故称“銮车鼓石花未连本”。事实上，“銮车鼓石花未连本”也较为罕见，已知传本不超过十件。

《石鼓文》（张廷济藏本）明代晚期

然而，此类拓本过去一直与“氐鲜五字本”混为一谈，其实前者是明拓本，后者多为清初拓本。

“氐鲜五字本”又称“氐鲜本”，它是指第二鼓（汧殹鼓）四行“氐鲜”、五行“鳑又”、六行“之”字未损的一类拓本。其上限为明代末期，下限为乾隆初期。此类拓本从前一直视为石鼓明拓善本的标准件，传本亦稀见，而且“氐鲜五字本”还是《石鼓文》善本与普本的一条分界线。

清代早期拓本，第二鼓，四行“氐鲜”、五行“鳑又”、六行“之”字都还未损，乾隆中期以后拓本，“氐鲜五字”已毁。因此，其后传本皆为“氐鲜五字已损本”，此类拓本流传渐广，其拓本面目差异较小，一般以第四鼓“允”字的损泐程度来定先后，可分“嘉庆道光拓本”、“咸丰同治拓本”、“光绪初年拓本”、“光绪后期拓本”等。

《石鼓文》(姚广平藏本) 清代早期拓本

最后便是“国子监监拓本”。清光绪年间，北京国子监对石鼓有过三次监拓，分别是光绪元年（1875）汪鸣銮监拓本，光绪十一年（1885），盛昱属蔡赓年监拓本，光绪十九年（1893）陆润庠监拓本。其中，光绪十一年（1885）监拓本，四鼓“允”字未穿，光绪十九年（1893）监拓本，四鼓“允”字已穿。这三种监拓本是《石鼓文》晚清拓本中的一个经典代表，存世数量有限，成为继“氐鲜五字本”之后的又一收藏与研究的重点。

由于《石鼓文》有着书法、文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价值，石鼓一再出现重刻拓本。其中，宁波天一阁收藏《石鼓文》宋拓本声名显赫，令人遗憾的是，咸丰十年（1860）宋拓本毁于兵燹。翻刻《石鼓文》，主要是翻刻天一阁藏宋拓本，常见翻刻本有：嘉庆二年（1797）杭州阮元刻本，嘉庆十一年（1806）扬州伊秉绶刻本、光绪十二年（1886）韩文公祠盛昱刻本。其他翻刻本，还有《乾隆重订石鼓》和各种名家临摹本等。

乾隆五十五年（1790），用石鼓所存310字，依照原来诗意，重编鼓文十章（弘历亲编首章与末章，其它八章由彭元瑞作），命赵秉冲篆书镌刻于新鼓之鼓面。重刻石鼓功毕，一式二套。一套仍置国子监大成门下，另一套置热河避暑山庄文庙。

展览中除了《石鼓文》重刻拓本，还展出了“石鼓作伪本”。尤其清代乾嘉以后，碑帖鉴藏家以收藏“氐鲜五字本”为荣，民间伪本纷出，手段高明，整幅拓本较难辨别，剪裱本则几可乱真，但作伪者限于当时的认知，忽略了第四鼓“允”字的考据，留下了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