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绘画是佛教引发信仰热忱、扩大宣传影响的一种手段。佛画可以形象地传播佛教教义,也可以供佛教徒礼拜敬奉,还可以作为寺院殿堂装饰之用。大剩佛教经典特别强调画佛像的功德。如《贤愚经·阿输迦陀施土缘品》具体言道,佛祖释迦牟尼过去世中,曾请人画84000如来像,分送各国,令人供养。因为有这样的功德,释迦牟尼出生后形相端正殊妙,有32相,80种好,并且自致成佛。涅槃之后,还当得84000塔果报。由于佛经宣传画佛像可以成佛,这种明确的许诺和直接的鼓励,使佛教绘画艺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佛教初传中国时,西域僧人也带来了佛画。在佛画的影响下,汉明帝曾令人画佛。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擅长作佛教画的名画家相继出现。最早有东吴画家曹不兴,他根据康僧会带来的佛画摹写,比例匀称,盛传全国。西晋画家卫协曾绘七佛画,被誉为“伟而有情势”。东晋画家顾恺之画的佛寺壁画如瓦官寺的维摩诘像,形象逼真,光彩耀目,轰动一时。曹不兴、卫协、顾恺之并称为中国最早的三大佛画家。
南朝的佛画家,以梁代张僧繇最为著名。梁武帝兴建佛院寺塔,大都令他作画。张僧繇别出心裁,创立了“张家样”,佛像的中国化,从此有了很好的发展。北朝的佛画家以北齐的曹仲达最为著名。他来自中亚,绘佛教画,衣服紧窄,多为印度笈多艺术式样,具有特殊风格,创立了“曹家样”。
唐代的佛画内容,较过去更丰富,表现的境界也更为扩大。如在净土变相中,把极乐世界装饰得非常美丽,其中有七宝楼台、香花伎乐、莲池树鸟,展现出种种美景。唐代的佛画还点缀着许多人间社会生活小景,明朗乐观而富有情趣,颇受信众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的画师中不乏佛教僧人,他们被人们贯称之为“画僧”。唐代诗人郑谷就有“画僧依寺壁,栽苇学江村”的绘诗句。唐代较为著名的画僧有法成道芬楚安、梦休等人。晚唐五代时期,出了一位精通诗、书、画的高僧贯休。他所作水墨罗汉及释迦弟子像,形貌各异,妙趣横生。据说贯休每画一像之前,都要先在头脑中设想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止行动,然后大笔一挥,人物跃然纸上。一天,越地众安桥强家药铺的掌柜,请贯休画一堂罗汉像,贯休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他所画的16尊罗汉形象都是粗眉大眼、丰颊高鼻,与众不同,称为“梵相”。据有关文献记载,这些罗汉是贯休“祈梦”所得。也就是从梦中激发创作灵感,然后意到笔到,一挥而就。据说贯休在整个绘画过程中,脱下裟,凭空下笔,毫端狂逸,霎时立就,将梦中所获罗汉之真仪,顷刻之间搬到了纸上面。
贯休之所以能够在顷刻之间画成16罗汉,除了对佛教的真诚信仰外,主要是他平时对于艺术的执著追求,连在梦中也是在经常不断地思考,从而出现了创作对象的奇异状貌。此外,贯休还将禅法融入画法之中,在禅的灵机触发下挥毫运笔,从而获得一种高蹈出尘的狂逸旨趣。
贯休所画的16罗汉像,对后世影响很大,现在寺院中的18罗汉像,基本上都是由贯休的16罗汉像发展演变而来。
宋元明三代均有画僧出现,但画僧辈出要数清代,其中著名的有四大画僧:石涛、弘仁、髡残、八大山人。
八大山人本名朱耷,是明宗室朱权的后裔,明亡后出家为僧。八大山人的画充满了禅意。他绘画如同禅师参禅,当灵感率然而至,立刻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在八大山人的绘画中,有一幅画特别简单,整张册页上只有四点墨写的花瓣,组成一朵徐徐下落的花朵。这幅画的含义是什么呢?相传当年在灵山法会上,佛祖释迦牟尼手中拿着一枝花,频频地给众人看。这时,弟子们面面相觑,无法领会佛祖的深意,唯有摩诃迦叶若有所悟似地发出会心的微笑,释迦牟尼知道摩诃迦叶堪任大法,于是当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禅就在拈花微笑之间诞生了,摩诃迦叶也就成为禅宗的初祖。八大山人画中的这朵花,就是寓意佛祖释迦牟尼用以示众的那朵花,谁能悟出这朵花的含义,就能理解禅宗的旨意。花本应画五瓣,八大山人只画了四瓣,自然要补上“心香一瓣”,表明他已心悟其中深蕴的禅意。这样“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八大山人对于临济宗、曹洞宗之妙旨了然于心,他把临济义玄的“四宾主”句,洞山良价的“五位君臣”义用于绘画的构图布局,能够别开生面。八大山人绘画构图奇崛而缜密,有时周边写满却在中间留空白,有时反而中间实而四周虚,有时偏于左或右而一边全作空白,表示从偏正中取得和谐,从宾主中获得协调,从漆黑的墨团中拓开画的新境界。这是八大山人用禅法作画的不二法门,若非深契禅机,则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
纵观佛教绘画,它不仅在形象上创造了许多典范作品,新创别开生面的形式,而且丰富了绘画的题材,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禅宗产生之后,禅机禅趣大量融入绘画之中,画苑处处流露出禅意。画坛的兴衰起落也往往与禅学发展密切相关,禅学盛,则画坛昌盛;禅学衰,则画坛冷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