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死亡诗社》，其中有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美国威尔顿预备学院的新进英语老师约翰·基丁与众不同，他在上课时要求学生将课本的“前言”——J·埃文斯·普里查特博士的《诗歌鉴赏》一文撕掉并对学生说：“屁话！这就是我对J·埃文斯·普里查特先生的评价。我们不是在安水管，我们是在谈论诗歌……”
约翰·基丁的举动让我想起禅宗的“当头棒喝”，他似一位得道的禅师，非常懂得“循循善诱”。而每当谈到南宋画家梁楷及他的作品《六祖破经图》和《六祖斫竹图》时我都会提到“约翰·基丁”并推荐电影《死亡诗社》。
不错，梁楷的作品有浓浓的“禅意”，师法梁楷的南宋画家、僧人法常的作品同样“禅意”十足。今天，我们认为梁楷和法常都是先驱人物。梁楷的人物画开元明清写意人物的先河。法常的作品在宋代精工富丽的院体花鸟和清雅的士大夫梅竹外别具一格，是一种新兴起的画风。但古人对他们的评价并非如此之高。实际情况是，要么被忽视，要么被大加贬斥。
梁楷和法常不仅生卒年不祥，关于他们的记载也极少。就法常来说，关于他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元代汤垕甚至有“近世牧溪僧法常作墨竹粗恶无古法”（《画鉴》）的断语。
“无古法”是古代画论中常见的“批评语”。其实现在也很常见。每当出现“前无古人”的艺术家或艺术现象，总会有很多评论者批评其“无古法”“瞎搞”。但是，想想看，倘若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全是古法”，那他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我没考证过“禅画”的源起。印象中我国古代没有“禅画”一说，但日本是有“禅画”的明确提法的。日本的“禅画”直接得益于宋代禅僧绘画的影响。梁楷和法常在日本产生了比在我国更广泛深入的影响，他们的大部分作品也现藏日本。
什么样的画才算“禅画”？是禅僧创作的作品？还是具有“禅意”的作品？似乎难以界定。事实是，有出自禅僧的具有“禅意”的作品，也有些“禅画”并非出自禅僧之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禅画”大多出自与佛教、禅宗有关联之人——有佛教徒、禅僧，也有喜欢参禅悟道的文人或普通人。毋庸置疑，“禅画”在我国古代是存在的，但由于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罕有记载、流传不广可想而知。
“禅画”不同于“文人画”，亦区别于宫廷绘画和民间绘画。虽然其在表现手法上采用与文人画类似的笔墨语言，但由于作画的目的不同，作品的意蕴自然不同。宫廷画家为王公贵族的趣味服务，民间匠人将绘画当做谋生的手段，文人通过绘画抒发自我，而禅僧试图通过绘画达到“修行”的目的。
“参禅悟道，明心见性”。铃木大拙说得好：“禅以抓住日常的生命中的中心事实为目标”“活着，仅仅是活着，还不够吗？我们在活着，在肯定，在这里就是纯粹的禅，赤裸裸的禅”（《禅学入门》）。
文艺需要更多的异质经验。不管是文人从事艺术创作，还是僧侣画画，还是明星等办书画展，都无需大惊小怪。重要的不是谁有没有资格从事艺术创造，而是其到底有何艺术创造。在“人人都是艺术家”“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的时代，艺术最不该沦为特权的奴隶。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文人画”“写意画”的中国艺术史。但真实的艺术史实际是由“业余人士”改写的。随着我们对历史的进一步研究并重新评估，很多有价值但被古人有意无意忽视的艺术现象、艺术家、作品得以重见天日，僧侣书法、禅僧绘画等都在此列。
我无意主张“禅画”，只是想借此强调一点——艺术创造不应囿于既定的规矩。一直很佩服艺术评论家苏轼。他在推动文人画时从宋代之前的历史中寻找支撑自己看法的依据。他所做的工作真正才是“借古以开今”。比如他的贬低“画圣”吴道子而拔高王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樊笼。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袵无间言”（《王维吴道子画》）。王维是佛教徒，他作品中的“空”“无”“寂静”“无心”“寒意”至今令人咂舌。所以说，艺术评论既是“趣味”问题，也是“眼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