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作为中国画中的艺术瑰宝，将书法与绘画、诗文与绘画巧妙地融合，充分应用以形写神、以墨写意的手法，使画作充满灵性而气韵生动。文人画既是一门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也是中国美术作品中最难欣赏的一部分。究其原因，广大的美术欣赏者主要认为文人画中的形象不像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对象，并且造型简单，绘画的意境晦涩难懂。对于广大美术欣赏者的疑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关于文人画的定义，到底是一种具有特定艺术风格的绘画类型，还是具有某类身份的人所参与的绘画活动·因为其本身的边缘性和其内在的逻辑性，对文人画进行概括存在难以一口说清的困难；也因为解读的侧重点不同，对文人画的理解也出现多种版本。“文人画”的称谓最早由明代董其昌提出，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它有别于宫廷画院和民间的绘画，是中国传统绘画重要的风格流派之一。近代学者陈师曾先生认为：“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文人画的作者多回避社会现实，退居或隐居于自然之中，故而多以山川河流、花鸟草木等自然之物为绘画创作题材，以抒发个人超然之灵性。因其作者多为具有较深厚、较全面的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画作在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增强了思想性和人文情怀，讲究情趣，不一味地追求绘画对象像不像，而重在突出作品的意境与神韵。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是多种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文人画的特质，正如陈师曾所论述，即“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我国的文人画经历了唐宋的产生、北宋的兴起、元明的兴盛几个阶段。文人画起初以抒情寓意为主要作画目的，不以作画为谋生手段，故可以随心随性。而画工的画则重法度、格律，必须取悦于人，方能维持生计；在综合素养上，文人画将诗、书、画、印这四者融为一体，强调全方位的修养与融合；在创作方法上，文人画重直觉和天性；在画品上，文人画重视气韵与神采，画作充满灵性。后来到了元代，在文人画的成熟期，产生集“文人”与专业画家于一身的代表性人物，如：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等“元四家”。他们极力摆脱世俗的约束，寻求“超然于物外”，与“深山野水为友”，将自身融于山水云烟，讲求天人合一。他们将文人画的思想性与艺术技巧推向一个历史的高度，成为名副其实的文人画代表性人物。到元明以后写意画兴盛，朱耷花鸟画的怪诞变形，石涛等人山水画的气势磅礴，都以神造形，表现强烈鲜明的主观感受；齐白石则坚持似与不似之间，极为强调神似。注重神韵也为近现代其他画种所汲取，成为中国绘画的主要特色之一。自王维一直到董其昌对“文人画”作出“南北宗”的论断后，文人画的创作特征、思想内涵、精神追求，以及艺术境界都与“禅宗”有着极其微妙的联系，并且逐渐从追求形似转向追求神韵，借助绘画表达自己内心的情趣与喜好，将绘画视为一种自得其乐的消遣，“寄乐于画”、“借画抒情”。
文人画的创作讲究“传神”，不同于西方的“写实”，这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理念和要求。在作品中主要刻画“神采”，以“意”为主，无论是山水画，还是花鸟画，都是通过画中的对象，以有限的形式，传达出无限的情感。同时，文人画承载了我国的传统文化，讲究“诗书画”一体。所以，我们继承发扬文人画，既可以把握国画的文脉，又可以使绘画者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陶冶自己的情操。正如潘天寿所言：“中国绘画熔诗、书、印于一炉，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绘画在艺术性上的广度与深度，与中国的传统戏剧一样，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这就是，欣赏文人画作品，既体验书法之飘逸、诗文之意境，又品味印章之高雅、画面之写意，互相融为一体，充分展现了我国文人画的艺术魅力，使我国绘画回归“精神审美”之路。
今天，我们认识文人画的价值，主要识别一幅文人画作品能不能带给欣赏者愉悦的审美体验，而且能启迪心灵，发人深思，使观赏者深深感悟到文人画作品所透露出的思想感情、人生体验、审美追求和文化精神。这 既是文人画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精神内涵所在，也是文人画从古至今受到普遍推崇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