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书法大家刘墉的徒弟,他放弃学习多年的楷书用隶书来成就自己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汀州宁化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官刑部主事惠州知府、扬州知府,以廉吏善政著称。喜绘画能治印、工诗文、擅书法,又精于理学,建丰湖书院,儒雅才艺集于一身,当时有“风流太守”之誉。在书法上造诣尤深,享誉一时。伊秉绶早年曾拜刘墉为师,书风属帖学一路,能写工整隽秀的小楷,其圆融虚寂近似刘墉后改为专攻隶书,苍厚古拙,气象浑漭,进而为行草,风格亦焕然新。

在清代书坛上,伊秉绶以擅古隶著称,在当时与桂馥齐名。其隶书根柢汉人,个性强烈,表面看去绝不似某家某碑,如横空而出,无所依傍。若从其点画字形分析推敲,其用笔与同时桂馥、黄易等人具有很大的共同之处。桂、黄等人在用笔上的方折厚重,已经与康熙年间受郑簫影响的书家大相径庭,伊秉绶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提炼和强化。他写隶书时尽量泯去点画起止处的蚕头波尾,即使是作为隶书特征的波磔挑脚也化解人行笔的自然运动中,不作任何夸张和强调,使其用笔更富有篆书的意趣。

同时,伊秉绶将隶书的笔画概括成直线、弯弧和圆点三种形态,横、竖、撒、捺等常用笔画大都以直线的面目出现,转折变向的结构及少量斜笔化方正为弯弧、点笔,特别是遇到数点排列的情况时都压缩空间,简化动作,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点”。因此,其作品看上去形象简练概括,风格面目则因技巧的单纯而显得更加强烈和突出。在字形结构方面,伊秉绶采用方正饱满的处理方法,字形中宫疏朗,将笔画向四周扩张挤压,产生向外涨溢的张力。而若千直线构成的方框、三角形及圆点点缀其间,起到调整节奏,活跃气氛的作用,在以雄壮宽博为风格基调的作品中,往往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伊秉绶的隶书在准确领悟汉隶特征的基础上,着重把握住汉碑特点中古朴敦厚的一面,再加入个人的理解和习惯,极力强化和夸张,并拓而大之,遂取得气魄宏伟、具有威严震慑力的艺术效果。这种风格与汉隶刻石中《都君开通褒斜道刻石》和《裴岑纪功碑》等作品所代表的东汉前期篆书意味浓厚的古隶在技法和审美取向上有着非常相似的共同特点。翁方纲称《都君开通褒斜道刻石》“字画古劲,因石之势而纵横长斜,纯以天机行之”,“实未加波法之汉隶也”面。伊秉绶则是充分发挥文人士大夫在审美活动中善于发现和提炼概括的本领,将汉隶刻石中这类在文字、书风演变进程中自然形成的风格加工转化,并塑造成为表达文人艺术家崇古尚朴和趋拙避巧追求的艺术形象。同乾隆前期写隶书者包括邓石如相比,伊秉绶对汉隶风格的选择和吸收更加明确和有目的性,由于他对汉碑原有的艺术价值进行了更深层的挖掘和提炼,并且对其施加了许多文人士大夫的雅化处理,因而使得其个人风格具有更突出的纯粹性和感染力。

无论是在伊秉绶之前还是从他以后,都很难再找出像他这样在将汉隶特征转化成为个人风格并发展到极致方面能达到如此成功境界的书家。所以,清代论书者几乎一致对伊秉绶的隶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赞他“遥接汉隶真传,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如汉、魏人旧迹”,“隶书则直人汉室,即邓完白亦逊其醇古,他更无论矣”。至康有为作《广艺舟双楫》,更将伊秉绶誉为集分书之大成者。伊秉绶在清代碑派书法潮流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

伊秉绶在书法上的过人胆魄和出众才华,同样体现在他的行草书上。其楷书、行书早年曾师从帖学名家刘墉,后来对颜真卿的行书情有独钟,并别有心会地专学其《刘中使帖》路笔法。同时又承袭明代李东阳行书的结字和布局特点,并将颜真卿与李东阳结合起来,摸索出点画瘦细紧结、体势疏朗流动的奇特面目。如同在隶书方面的努力一样,伊秉绶在行书上也不求取法的广泛和全面,而是抓住古人的某一突出特征为契机,摒去和他人的共同之处,一心一意地向深度和纯粹方面强化夸张。因此,他的行书亦给人一种超凡脱俗、无所依傍的新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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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市场观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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