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的题跋和印记

摘要:艺术,有时不仅是彰显文化的载体,更可能是体现权力意志的舞台。作为文官政治集团和专制体制的中国历代君王,其中有不少是文化艺术的痴迷者——痴迷的收藏者、痴迷的艺术实践者。在3000多年的中华文化史中,唐太宗李世民、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清乾隆帝弘历是最为著名的几位。说实话,若不是他们的这份痴迷,中国…

艺术,有时不仅是彰显文化的载体,更可能是体现权力意志的舞台。 


作为文官政治集团和专制体制的中国历代君王,其中有不少是文化艺术的痴迷者——痴迷的收藏者、痴迷的艺术实践者。在3000多年的中华文化史中,唐太宗李世民、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清乾隆帝弘历是最为著名的几位。说实话,若不是他们的这份痴迷,中国的艺术可能不会如此熠熠生辉、灿若星河,历代杰作也不会如此多、如此完整地保存到今天。中华文化滋养着他们,他们亦反哺着文化。
然而,作为君临天下的人物,帝王艺术家或收藏家总是与一般的人有些不同。唐太宗可以下达圣旨,令天下人贡献“二王”法书;李煜在国破家亡之际将自己一生所收藏并视作生命的书画付之一炬(据说);赵佶将本该用来治理国家的时间和心计多数用在了写字作画上,以致将一偌大的帝国变成一片残山剩水。然而,无论如何,在清代以前,喜欢艺术的帝王们有一个普遍的习惯,就是并不在他们的珍爱的东西上过多地留下自己的痕迹、烙印。弘历不会绘画,却是一个对文化和艺术有着异常高涨热情的人。这方面,他起码创下三项世界纪录:写诗最多、题跋最多、盖印最多。他一生中写下4.3万多首诗。一部《全唐诗》作者2200多位,一共才4.8万余首,而乾隆一人的产量就堪比整个唐代。怎不令人瞠目结舌!

《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局部,乾隆题字几乎占满所有空白

对于喜欢书画的人来讲,乾隆的名字和他的字迹、印章,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因为他几乎在所有喜爱的前人杰作上留下的自己的痕迹——不是题跋,就是盖印。
在我眼里,乾隆的题跋、钤印完全可以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加以研究。因为在这里头,除了一种类似中国读书人固有的文化情怀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东西。
《富春山居图》(子明卷),自从乾隆购得之后,一直陪伴于他,即使是出巡远方,也总是带在身边,随时欣赏,稍有兴致,便提笔题跋一段。所以在前后55年间,他在这卷山水中竟然先后写下了54通题跋!
在乾隆之前,宋徽宗也曾给他人作品题字,但与乾隆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仅数量极有限,题写方式亦与乾隆迥异:其一,被题作品的作者大都是自己宫廷画院的画家。当然,为这些人作品的题款大多在画幅之内。其二,若是前朝画家的作品,所题写画名,悉数都在画幅之外。之所以如此,大约在徽宗心目中,艺术作品一旦作就,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作为欣赏或收藏者,应给予足够的尊重。他之所以有此态度,是因为他本人就是高明的艺术家,并且懂得“空”与“白”的重要性。
然而,乾隆完全是另一类人。他是一个盛世皇朝的君主,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式”专制体制的成熟政治家,其政治抱负和雄心绝非一味“尚文”的徽宗所能比拟。这样的心态驾驭着他的笔墨,当这笔墨一旦施加于所喜爱的艺术作品,便有了一种迥异常人甚至是令人惊诧的效应。

乾隆的题字和盖章犹如乌云一般遮盖在名画之上。苏立文曾遗憾地在《symbolsofeternity》一书中写道:“他的御章遮盖在了一些珍品的真迹上,有时候遮盖范围之广令人咋舌。”


在乾隆的眼里,前代的艺术杰作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命体,而更像是自己后宫中美艳可人的宫娥、佳丽。作为一国之君、男性霸权的代言人,一时兴起或一旦受到诱惑,便可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对其临幸。于是,我们的眼前,便有了这“琳琅满目”的大块小块的朱红印记、成片成片的题字墨迹。它不分场合、不论大小,占领着作品大大小小的空间,直至将它们吞噬殆尽。
艺术,有时不仅是彰显文化的载体,更可能是体现权力意志的舞台;书画,不仅是文人士大夫们畅叙幽情、修正自我的砚田,更可能是政治与文化强迫症患者耀武扬威的战场!
所以,文化或艺术,看似只是一些笔墨、点画、印章,但在许多时候,它完全是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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