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在纽约的地铁站里，一位当年并不知名的日本艺术家看到了老鼠争食的一幕，他看到一只硕大的老鼠，推开了其它的老鼠而最终获得了食物。这一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深深地感到在艺术的世界里，同样遵循着适者生存的道理。
从那一刻起，他坚定了要为艺术赌上自己性命的想法。多年以后，这位艺术家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成为后波普艺术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商业上也获得了不小的成功，同时，他提出：“艺术需要金钱和时间，这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艺术家必须强列提出：“如何与欲望相处”，想要物质，想要金钱，想出人头地”。他就是日本艺术家村上隆。
了解一个艺术家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听他怎么说
“在日本战后文化中，漫画、动画、电子游戏，逐渐成为通俗文化的代表，我的作品就是将通俗文化中的可爱形象翻译到艺术世界中。简单是，我的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可爱的”。
“在日本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画这些可爱的漫画，创作可爱的公仔，为什么你会与众不同呢？”。
“我作品的特点不是面向日本人的，而是面向日本以外世界上的人，也就是说其实艺术是以西方世界为游戏规则的。虽然来自西方的游戏规则，传入日本已有400年了，但是在日本不太适用，日本人很难理解西方的艺术世界，却一直喜欢漫画那样的通俗文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的作品虽然加工得很可爱，但是因为遵循的规则不同，日本人难以理解。可以说我的作品，是面向海外的一种对日本文化的翻译。在我活着的时候，让日本人喜欢的作品是比较困难的。50年以后，现在的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审视文化整体的时候，是应该能够在其中看到我的存在的。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大概可以理解我的理念”。
“在日本传统社会中，艺人的地位在社会阶层中是最低的。因为有这样一个背景，如果在日本社会中，不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出问题。因此，我和我的团队始终保持低姿态，我是这样约束自己的，所以把自己比作马戏团的猴子。成功是什么呢？比如像我现在这样有自己的工作室，看起来好像是成功的，但是最终成功与否，取决于未来我们去世以后，作品是否还可以传递给大家感动，就像毕加索、梵高那样。这并不是我谦虚，还是应该面向未来多努力”。
“2003年，您提出了个“幼稚力宣言”，请问您试图在作品里表现的超越儿童绘画的那个部分是什么？”。
“日本战败后文化特点是什么呢？国家选择自己幼稚化，放弃成人化，把责任交给美国。日本国民全体接受了这种幼稚化，我感到国家是以无法成为“成人国家”为前提在运转，想把这种现实通过作品来表现，才创造了“幼稚力”这个词”。
“您的艺术最主要是为了谁来创作？”
“首先是购买我作品的客户，他们因为信任我，才花高价购买我的作品。另外，我想把自己的艺术传递给，就像在艺术大学读书时代的我自己那样的学生。第三，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年轻人、儿童看到我的作品时，能感受到社会的矛盾”。
“我在得到为纽约郊外患癌症的儿童创作艺术作品的工作机会时，曾经很犹豫，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为这些孩子创作。但因为是一个工作机会，而且想到自己儿时身体也不好，甚至曾经生病有生命危险，生病的孩子最害怕什么呢？就是不想离开父母。因此，我想把孩子和父母的心总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信息，传递给孩子们，让他们感到安慰。于是在作品的头上安装了天线，我想告诉孩子们：如果你们能记住这个头戴天线的玩偶，就可以一直跟父母在一起了”。
“在您创作的一些非常可爱的形象背后，却好像有一种悲观的，甚至有一点黑暗的层面在里面，例如卡通形象DOB，它的牙齿让人看起来有一点害怕。在这样表面上很幼稚、很可爱的形象背后，您还想表达一些更深刻的意思吗？”。
“还是想表达我们日本人，对无法成长的一种断念，这种断念也就是在嘲笑自己，所以就露出牙齿，来表达这个意思。既是一种自嘲的表现方式，在用绘画的形式表现自嘲的过程中，又试图寻找希望。DOB是包含着两层意思的作品。”
“很多艺术家在谈起金钱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害羞或甚至厌恶，您是一个非常直接提出来艺术家一定要有钱，而且金钱能够帮助你来创造更好的艺术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你30多岁以前，生活是相当贫困的，那个时候金钱和艺术，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这样的吗？”。
“我刚刚出道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说过：如果我可以得到1亿日元的话，可以比花费1亿日元拍摄的电影，创造出更多价值。我自己大概也是从那时候起步的。不过那以后，过了7、8年，也没有挣到1亿日元，但是想法是没有变化的。”
“30多岁之前的我，生活窘迫，甚至要检便利店的过期便当吃。那时，因为我很穷，女朋友跟别的搞艺术的人好了。我弟弟是学日本画的，很早就自立了，我父亲总说：你为什么不创作像你弟弟那样的作品呢？我对自己做的事情，也是在寻找自己的路线，认为这条路应该是对的，但是这就跟科学家一样，理论是对的，不过证明它需要时间，而我的创作也需要时间和金钱，如果没看到作品，当然是很难理解我的。那个时候我主要是全力以赴创作作品，没时间怀疑自己”。
“在战后日本对于欧美文化的这种优越感，是有某种自卑心理的，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尊严？”
“正是这些贫困的日子让我感到，在现代社会的竞争原理之下，必须赚钱求生存，艺术世界也不意外，艺术家希望一直创造下去，不能只依靠才能和理想。1994年，我获得亚洲文化协会奖学金，前往美国纽约市创作1年，但迎接我的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生活”。
“去纽约的时候，是我第一次从没有钱的恐怖中走出去的时期。当时获得了奖金，可以维持生计，创作环境也有保障，但是在外界环境理想的时候，特别是在纽约那样的地方，觉得自己很渺小，有点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感觉。以前去纽约创作是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实现以后，自己该做什么呢？好像失去了支点，对于自己曾经那么否定的日本文化、日本国家，如果不回到自己为什么否定这个原点，是没办法创作下去的。在纽约意识到，无法主张自己是日本人，自己为什么会在那里，那个时候才开始思考，日本对自己的意义”。
“老鼠的故事给你什么启发？”
“那时心情不太好，去画廊介绍作品但效果不好，做地铁回来的时候看到了老鼠。你知道在曼哈顿，成功的人和失败的人的界限分明，作为艺术家自己将何去何从，那时候就想，这其实和人类社会相同，在老鼠的小世界里，力量对比也是不一样的。总之，那个时候自己相当消沉”。
“你那个时候是不是立志要做那个抢到食物的大老鼠？而不做那个被推开的小老鼠呢？”
“在日本的时候比较注重自我意识，与社会接触不多，老鼠的故事给我一个启发，就是感到自己找到了，如何跟社会接触的方法，老鼠也有社会，我孤身来到纽约，但跟社会接触很少，如果不跟社会会接触是无法开始创作的。
在消费社会中，艺术家生存越来越困难了，逐渐膨胀的欲望，是艺术家很难回避的，但是有一个重新认识自己，将欲望客观化的过程，这个很难，过去社会中有宗教，强有力的规范，艺术家要顾忌，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艺术家就会向往没有约束力的东西，可能会在金钱中迷失方向，不断膨胀，本应客观化欲望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么做就会迷失方向”。
“一方面你是鼓励艺术家要理直气壮地去追求金钱，追求成功的捷径，但另一方面你又在说，艺术家追求自己的自由、表达，甚至在你工作室的年轻艺术家，你也会不断提醒他们说“钱不是你最需要考虑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观点？”
“是矛盾的，我们的世界本来就充满了矛盾，为了创作艺术，自己能多大程度接受矛盾很重要，从零开始创作，向人们传递信息的过程充满矛盾。”
“在每个行业我想都是一样的，修炼到一定程度之后，都会悟道一些很纯粹的道理，这些纯粹的道理内涵很广，比如绘画领域，看起来很幼稚的作品，其实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现在有一些中国的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也在受到一些批评，因为当他们的某一类作品，特别受到拍卖市场的追捧的时候，他们就会同时去画几十幅这样的作品，不断地一幅一幅地卖出去，而不是说去思考怎么样推出一种新的风格或者尝试着去突破自己。您会怎么样克制住自己的这种欲望，而不去不断重复它？”。
“中国艺术家的工作，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比如和我同时代的艺术家，他们登陆纽约和本地的拍卖市场，创造同样的艺术品价格。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我认为我已经是比较彻底的根据市场需求创作作品，而中国艺术家采取了更为彻底的只是关注市场的这种策略，这对我来讲是个冲击，我觉得那样做也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挑战。
因为社会对艺术家的印象就是不为金钱束缚，艺术应该厌恶金钱，艺术家在一个稳定社会中，依靠美术馆、画廊，还有依靠为数不多的富人的支持而生活。事实上在当下，一开始就是瞄准扩大市场，重视数字，只看数字是资本主义的终极形态，比如公司成长需要上市发行股票，之后还要推广销售。如果艺术也完全遵循这种模式，我是不能想象的，而将这种模式付诸实行，只看数字确实是令人恐惧的挑战精神”。
“中国艺术家在这个以外的地方也受到尊敬，和我在日本的待遇一样，大家对本国的艺术家都是很严厉的。对于“重复”大家可能会有批评的意见，但是在西方社会，认为现代艺术通过重复探寻意义，那也是一种规则，并不是一件坏事。”
上述村上隆的话给我这样一种印象，他那些看上去愤世嫉俗的言论，可能只是他的艺术推销方式而已。有些人认为他的作品简单幼稚，但实际返璞归真需要更深的功力，更何况他是借这种幼稚力表达了对日本国民性缺少成长的讽刺与批评。
一方面他大谈艺术需要得到金钱的认可，另一方面他又拒绝为高额订单重复自己成功的作品，而去不断的创新和尝试，尽管这种创新和尝试可能意味着风险和失败。他也说过，艺术家必须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在这个嘻嘻哈哈的大顽童的表面之下，我们看到了一位严肃艺术家的不懈追求。
作品欣赏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公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