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0917 致伍宪子信札一通五纸 -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备注：善伯即徐勤之子徐良。徐良（1893-1951），字善伯，早年曾留学日本，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公使馆秘书。与父亲徐勤同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康氏晚年之对外事宜皆交由其去办理。抗战时加入汪精卫政权，历任外交部政务次长、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41年，出任驻日本大使，回国后任外交部长及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

提要：此信当是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和平政府前后所书。转呈此信的徐良时正在汪精卫麾下之外交部任职，抗战爆发后，徐勤徐良父子二人似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殊可叹也。信中汪精卫说道：“故兆铭不揣愚陋，奋然为之，尝谓以此身为和平运动之试验品，成则国蒙其福，败则不过身受其祸而已。”其言也激荡，其志也决绝，汪氏的功过是非此处不多赘述，唯借《伍宪子传记》中一段回忆供各位一阅—“民二十九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和平政府，屡邀先生，固屡拒之……先生自述：在南京晤谈三次。吾告汪云：今日谈和平决不可能。此等于清末，吾人主张政治革命，君辈主张种族革命，结果君辈成功。此何故？即在政治革命之理，不如种族革命之理之容易明白，能激动人心。今与日本讲同文同种，团结对付白人，此正等于清末说满汉一家，难动人听。而抗战则眼前事实，足以唤起人民同仇敌忾之心。尤之排满之慷慨激昂，易得人之同情。当日满人不肯立宪，忌立宪党比革命党还甚。今之日本，何莫不然。和平政府等于傀儡；既不能收拾人心，又无法折服抗战，结果将不堪设想。汪亦无以难，但谓事已至此，无可如何，惟有干下去，似含无限隐痛。”
29.5*18cm*5